澳门新葡萄娱乐网址60年代罗马尼亚“月经警察”:负责打击避孕堕胎

在前罗马尼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专制期间,实行“一言堂”的“家天下”,任何政策的出台都为了维护其家长老子的绝对权威。为了加强言论管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还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对每台打字机进行控制,决不允许“异端邪说”借机发威。

60年代罗马尼亚“月经警察”:负责打击避孕堕胎

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1966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前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

20世纪8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此上交政府当局,或寻求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即使损坏的打字机也不得私自处理,否则严加处罚。

“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鲁迅

澳门新葡萄娱乐网址,为保证政令畅通,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执法者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罗马尼亚的老百姓把这些执法者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在恐怖的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但在边境线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罗马尼亚士兵用机关枪的扫射。

不言而喻,齐奥塞斯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舆论,垄断思想。

禁止堕胎法令和“月经警察”

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更让齐奥塞斯库感到闹心和棘手的是,随着婴儿的大量出生,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缺乏,这可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马上解决的。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消息传出,全世界哗然,各国政要、媒体纷纷谴责: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为掩盖这种愚蠢而可怕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后,再发出生证。如此一来,那些在未满月中夭折的婴儿就不会填写在死亡婴儿的统计当中了。

自1965年齐奥塞斯库坐上罗共总书记这个职位后,便如钢梁上的铆钉━━固定不动,一直到1989年被枪杀。不仅如此,齐奥塞斯库恨不得将一切权力统统揽入自己的怀中。除党的总书记外,他还担任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团结阵线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和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身兼党政军7大要职,可谓至尊无上。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30人。其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任罗共中央干部委员会主席,第一副总理,实际上是罗共二号人物;其兄马林。齐奥塞斯库,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委;其弟伊利埃。齐奥塞斯库和安德鲁察。齐奥塞斯库,分别任内务部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和罗马尼亚驻奥地利使馆商务参赞;其妻弟格奥尔基。波特列斯库任全国工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齐奥塞斯库,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每当罗共中央开会,就像是齐奥塞斯库的家族会议。罗马尼亚人民将此讥讽为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像罗马尼亚这样高度极权与类似封建时代的家族统治,在民主国家中无法想象。

独裁与荒诞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什么样的专制独裁,就会有什么样的荒诞的事情发生。

20世纪8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此上交政府当局,或寻求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即使损坏的打字机也不得私自处理,否则严加处罚。

当上了党政军的一把手,又有一大帮子家族成员为自己看家护院,齐奥塞斯库自然是说一不二,专横跋扈。他的每一次讲话都成了“纲领性文件”,报纸要登,电视要播,广播要说;每逢重大节日,有影的、有声的、国内的、国外的、各种媒体一起上,民众耳朵里充斥着颂扬“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光辉业绩,歌颂“齐奥塞斯库伟大、正确”的各类宣传。为了造神,向人民群众显示自己“无懈可击的正统地位”,特别是压制不同政见者,打击反对派,齐奥塞斯库不惜花费大笔外汇,购买国外报刊的广告版面刊登颂扬自己的文章,然后在国内报纸转载,借以宣扬外国人是如何敬佩齐氏的天才领导和伟大功绩。

就拿警察来说,生活在现代国家中的民众都不会陌生。对于警察的种类,一般人随随便便就能说出几样。比较常见的,像什么治安警察、户籍警察、交通警察、刑事警察、铁路警察、林业警察、经济警察、司法警察、巡逻警察、外事警察、武装警察、特种警察、航空警察等等。比较特殊的,像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宗教警察。但说到“月经警察”,绝大多数人恐怕没有听说过。

1988年,罗马尼亚为了缩小城乡差别,大力推行农村规范化计划,把一些乡和村合并,建立农工中心。根据这个计划,强行拆掉农民的旧居,让他们搬迁到设备简陋的高楼,农民对此极为不满。这些做法在国际上也遭到反对,尤其是匈牙利(这项政策也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展开)。后来齐奥塞斯库虽然放慢了农村规范化的速度,但仍要求到2000年全部实现农村规范化。由于强制推行“农村规范化”,引起西方国家的不满,它们指责罗侵犯人权,把罗的农村规范化计划称为“文化灭绝”计划,并对罗马尼亚实行政治经济制裁,使罗与西方的关系降至很低水平。

极权独裁统治,很多东西不单是靠暴力来维持,而且也需要靠欺骗和谎言来维持。因此,打字机和打字员在统治者眼里就成了传播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必须严加防范,严密控制。无论机器,还是人都只能成为替独裁者歌功颂德的工具,绝不可作为民众揭露事实真相的武器。垄断思想只是极权主义的手段,其目的是通过垄断思想达到垄断权力的目的。因为只有把人的思想垄断了,才有可能彻底地垄断权力。反过来,垄断权力之后,又可以将思想垄断进一步强化。

在前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所推行的政策中,最恐怖、最可荒诞的要算他的禁止节育和人口增长政策。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
1966年,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完全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打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要受到严格地检查与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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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权独裁统治下,“掌握”和“控制”人民思想,或者说将人民的思想“国有化”,历来是统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们有一种把人民变成“喉舌”的冲动,特别希望自己能像集市上的鸟贩子一样,教授鹦鹉、八哥、鹩哥这类动物学舌,把自己的意识形灌输给人民。

为保证政令畅通,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执法者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罗马尼亚的老百姓把这些执法者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在恐怖的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但在边境线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罗马尼亚士兵用机关枪的扫射。

齐奥塞斯库刚上台执政时,对内注意发扬民主,并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对外广泛开放,高举民族独立大旗,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前苏联的控制与颠覆,的确有不少建树。齐奥塞斯库执政20多年,罗马尼亚经济的确有了重大发展,从1965年到1989年,国民收入增长了32倍,工业增长119倍,农业增长6倍。20多年的建设使罗马尼亚拥有了自己的石油、化工、冶金、机器制造、电子和汽车制造等工业部门,能制造客机、大吨位的船舶并正兴建核能电站。由于执行均衡发展各地经济的政策,注意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促使落后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罗马尼亚在住宅方面的建设成就就尤为显着,到1989年,罗全国人口的82%已迁入新居,基本上解决了住宅问题。人民生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据公布的数字,到1988年,罗马尼亚人均国民收入已达3000美元。

在动物界中,鹦鹉、八哥和鹩哥恐怕是向人类学习语言的高手。不过,这些鸟学习语言的目的,恐怕只是一种本能,绝非是用来思考。另外,鸟类学舌,恐怕只是为了讨取主人的欢心,以便能够从主人那里得到更多的赏赐。从它们学舌的效果看,即使学得惟妙惟肖,发出的声音也只是重复主人的语言,并不包含自己的“思想”。

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更让齐奥塞斯库感到闹心和棘手的是,随着婴儿的大量出生,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匮乏,这可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马上解决的。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消息传出,全世界哗然,各国政要、媒体纷纷谴责: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为掩盖这种愚蠢而可怕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后,再发出生证。如此一来,那些在未满月中夭折的婴儿就不会填写在死亡婴儿的统计当中了。正如一位罗马尼亚作家指出:“很多婴儿从来没有合法地生存过。”这项政策的恶果,还不仅局限于此。在罗马尼亚的儿童养育院及收容所中,有许多被遗弃或身体及精神残疾的孩子,他们的生存状况更加令人震惊。

在经济建设上,齐奥塞斯库为了摆脱前苏联的控制,逐步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齐反复强调,“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不会有政治上的独立”,“没有高速度的发展,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因此,罗马尼亚把发展国民经济看作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并在努力探索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针对经济管理和计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罗共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独裁统治者为了能使自己的“思想”迅速传播,占据每个人的头脑,让所有人都无条件地接受自己的理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人变成鸟━━用教授“鹦鹉学舌”的方法,把“唯一正确的思想”传播到广大民众之中。

对于这一段荒诞而悲惨的历史,罗马尼亚年青的电影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Cristian
Mungiu),用摄影机的镜头,真实而艺术地再现给全世界人民。他执导的影片《四月三周两天》,通过两个女大学生一天中所遭遇的堕胎经历,把独裁专制统治对人性的摧残和压迫,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性的丑陋、冷漠,甚至是邪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改革行政区划,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发挥地方的积极性。1968年2月,罗马尼亚把全国16个州和两个直辖市重新划分为39个县和一个直辖市,取消州和区的建制而建立县,由中央直辖,建立从中央到县、市和乡镇、农村的垂直领导体制,形成中央—县—乡村三级行政体系,提高市和乡的作用并扩大其权限,使中央领导接近基层单位,以便直接贯彻党和国家的决议。

鹦鹉学舌,只能是简单的语言,而人类的思想是极其丰富、深邃的。统治者出于垄断思想的本能,是不可能让民众掌握思想。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下,对于人民群众的教育,往往是教条式的、口号式的,往往是将统治者的“意志”或是“思想”浓缩成几句简单的口号,语录、编成顺口溜似的“四六八句”,叫老百姓反覆背诵。只有这样,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统治者的“思想”才能为广大人群所“掌握”。就如同戈培尔所言:“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

2007年5月28日凌晨1时,第60届戛纳电影节落下帷幕。在主会场卢米埃尔宫的颁奖庆典上,克里斯蒂安·蒙久执导的影片获金棕榈大奖━━最佳影片奖。

二.建立工业中心,减少工业管理体制中的中心环节。把过去由工业部的高度集中领导和权力过分集中,改为相对分散的领导和权力适当下放,充分发挥了下面的积极性。这样不仅能及时解决问题,而且针对性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对罗工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看到一种理论、接受一种思想。思想单一,必然带来认识上单一。因此,判断事物,认识问题,观察世界,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当每一个人都在“鹦鹉学舌”的时候,那些“空话”、“套话”、“大话”、“假话”、“官话”、“疯话”、“蠢话”、“谎话”、“废话”、“帮话”、“黑话”……在社会肆意泛滥,就不足为奇了。

这部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寒冬,此时距离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的独裁政权垮台还有两年。

三.取消一长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吸收工人直接参加管理。这样激发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积极性,为工人发挥创造精神创造了条件。

当希特勒妄图称霸世界时,他教会德国人民的就是“为了德国的复兴,消灭犹太人”。法西斯主义就是这么简单明了,根本用不到什么高深的学问。同样,当赫鲁晓夫向苏联人民宣传“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时,也不过用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公式:共产主义=土豆烧牛肉。为什么土豆不能烧猪肉,没人去问,也没人去想!

影片一开始,女大学生奥蒂莉亚正在为同一宿舍的同学嘉碧塔秘密准备行李。奥蒂莉亚匆忙地奔波在简陋的宿舍楼和肮脏的穷街陋巷,向男友借钱,购买走私进口香烟、食品、香皂,预定饭店。所做这一切,就是因为嘉碧塔怀孕了,而且要赶在期末考试之前堕胎。

四.改进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和计划,扩大企业自主权。

独裁的荒诞与可耻

在当时的罗马尼亚,流产和堕胎都是违法行为,而且要根据流产者或堕胎者怀孕的时间决定刑期监禁的长短。为了躲避处罚,她们找到了一个叫毕比的医生私自堕胎,一场噩梦就此开始。

五.改革报酬制度,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作为人而言,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按照人的思想天性,是不可能做到“思想一致”,“信仰一致”,“言论一致”的,如果硬要人们去“保持一致”,否则就党同伐异,就残酷镇压,其结果不是思想僵化,便是思想贫乏。当人们无法讲真话时,讲假话便会泛滥成灾;当人们看到未能与当局“在思想上保持一致”而受到惩戒时,便会用虚伪掩饰真实思想,求得自我安全。而当大家都成了双重性格的人,变成当人一面,背后一套的两面派时,那些说真话者反而被视为异类,成为权势者打击迫害的对象,成为不正常的正常人。

奥蒂莉亚几经周折最终找到一家廉价的旅馆,但医生毕比借口手术费太低,不愿承担犯法坐牢的风险。为了能使嘉碧塔尽快手术,面对毕比医生“任何错误都要付出代价”的要挟,奥蒂莉亚不得不承受羞辱,与毕比做爱。嘉碧塔躲在门外饮泪而泣。

六.重视国际经济合作和大力发展外贸,广泛对外开放,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采用多种形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资本。

人类作为个体是十分脆弱的,真正的思想家寥若晨星,多数人不过是随波逐流。作为大多数人们是不愿意探讨和接受那些追索生存本意与生命价值的形而上的理论的,因为这种对灵魂的拷问,不仅严肃而且痛苦。孙中山先生曾说,在任何社会里,先知先觉者总是少数,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总是大多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些人有资格,或者有权力选择一批精英,来决定人民必须想什么,或信仰什么?如果以为在一种制度下,大多数人都在服从少数人的领导,因而就认为大多数人必须要接受那些被少数领导者加以梳理和改造的现成的观点和意见,这完全是一种错误和糊涂的观念。“因为精神自由决不会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独立思考能力的缘故,就不承认它的价值,这就是完全没有领会赋予精神自由以价值的那些理由。使精神自由对知识的进步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根本之点,不在于每个人都可能有能力思考或写点什么,而在于任何人对任何事由或意见都可以争论。只要异议不受到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意见有所疑问,并且提出新的意见来接受辩论和宣传的考验。”

死婴从嘉碧塔体内排出,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浴巾里,手掌般大小,略具人形,上面沾满鲜血和污秽。奥蒂莉亚久久地凝视着尸体,默不做声,悲伤地感叹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人生是如此的无奈。

通过实施上述措施,不但对罗马尼亚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提高了罗的国际地位。但齐奥塞斯库执政后期,没有继续坚持这一正确方针,反而逐渐走向自我封闭,继续坚持高度集中和比较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到了80年代,罗马尼亚经济已持续困难十多年,此时,齐不仅拒绝改革,还批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齐虽然没有指名批评,但实际上是有保留的。面对前苏联、波兰、匈牙利改革对罗形成的压力和罗广大干部群众要求改革的呼声,齐奥塞斯库此时的讲话及报刊文章,却反复宣传罗共“九大”和齐领导的正确,强调罗从“九大”以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改进领导、计划和组织工作的措施,“已不存在结构性的改革问题”。1988年以后,罗更是不断地批判搞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私有制改和个体经济是“倒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并说“谈论市场社会主义以及自由竞争”绝对不能求得社会主义的完善,发展经济“只能靠计划而不能靠市场来调节”。1989年11月在罗共“十四大”上,齐奥塞斯库等人批评一些共产党内的改良主义者、革新家借改革和完善之名,行修正主义之实,说他们放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否认计划经济的原则,鼓吹恢复市场经济的理论,是企图动摇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说那些鼓吹削弱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所有制、祈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意识形态淡化的理论,意味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投降,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是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科学的。齐奥塞斯库时期,为了摆脱前苏联的控制,高速发展本国经济,增强国力,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保持政治上的独立,罗共确实曾开展了大量工作,不断对旧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过分集中的、僵化的经济体制框架,因此收效不大。加上齐在其执政后期,大搞个人崇拜,独断专行,思想越来越僵化,以至最后走上拒绝任何改革的道路,从而使罗的经济越来越糟。

思想的自由也决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要求,本质上它是一种政治要求。思想的自由的要求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诉求,而政治的民主则首先表现为言论上的自由。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谁控制了言论就等于控制了权力,垄断了言论就等于垄断了权力,而言论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突出地表现为新闻与出版的自由。当一个国家连打字机和打字员都要被警察看管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只能是一种奢望,政治民主也就是一句空谈。

奥蒂莉亚把死婴装在书包里,冲出旅馆,神经质地在街上奔跑,镜头一直跟着她,穿过一条又一条黑暗的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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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团体,还是一个组织,一个政党,甚至是一种宗教,都有其自己的信仰自由,自己的价值理念,自己的理想追求。在一个民主制度下,必然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每一个人自然也就可以信奉某种主义、某种学说、甚至某种神祗,这是思想自由的体现,也是一个正常社会所具备的基本的民主权利。如果一个执政党,以国家的暴力机器作后盾,强制全体社会成员完全一致地信奉某种主义、某种学说、某种神祗,并同其保持高度一致,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偏执,而是一种暴政,更是一种疯狂。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

昏暗的路灯、远处传来的狗吠,街角上的流浪汉、疾驰而过的警车……这一切的背后,仿佛都隐藏着无限的杀机,随时可以葬送奥蒂莉亚和嘉碧塔来之不易的解脱,夺走她们即将到手的自由。

同时随着威望的提高,齐奥塞斯库逐步独揽大权,对党和国家事务越来越独断专行,实行家长制的统治和一言堂领导。齐本人的作风也越来越主观武断,听不得不同意见,出现了问题,唯下面是问。在干部用人政策上,齐奥塞斯库上台时尚能坚持集体领导,唯才是举,罗共“九大”产生的领导集体人才济济,既有毛雷尔、波德纳拉希、沃伊捷克都是久经考验、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像阿波斯托尔、德勒吉奇、斯托伊卡、萨拉扬等年富力强的卓越领导人,更有像特罗芬、曼内斯库、维尔德茨这样的年轻后进,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但在1967年以后,他逐渐以自己的亲信替换乔治乌-德治的手下大将。到了1971年年底以前,齐奥塞斯库已经撤换了他自己以外的所有罗共书记处书记。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齐奥塞斯库在1970年代末起对干部实行快速轮换、调动以及撤换,防止他们发展独立的权力基础。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之间,罗马尼亚部长级高干的平均年度替换率远高于其他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几乎高达25%的政府要职是每年替换。在1980年代期间,十分之四的罗共县委第一书记每年轮换。一旦发现支持者质疑他的权威,齐奥塞斯库立刻将他们踢出权力中心。例如维尔吉尔·特罗芬原本是齐奥塞斯库执政初期的罗共第二号人物,多次被降职,并于1981年被踢出中央委员会。在1970年代初期,扬·伊利埃斯库原本被视为齐奥塞斯库的嫡系人马,甚至是齐奥塞斯库的接班人,在1980年代被贬为布加勒斯特技术出版社负责人。保罗·尼古列斯库·米齐尔和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能力出众,曾帮助齐奥塞斯库巩固权力,而且敢于质疑齐奥塞斯库的经济政策,也因此一度遭到罢黜。如果党内有人敢于挑战他的权威,齐奥塞斯库毫不犹豫地予以打压制裁。

言论自由需要政治民主,只能由民主政体来保障。或者说,只有民主政体才能确切保障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实现。反之,在专制政体下,这一切都只能成为纯粹的空谈。

由于害怕和紧张,奥蒂莉亚迟迟没有找到丢弃死婴尸体的地方。最后,她跌跌撞撞地冲进一个居民楼,慌乱地把装着尸体的书包塞进了楼道里的垃圾箱内。在仅有的一点光亮里,奥蒂莉亚静静地站在那个垃圾箱前,仿佛为自己心灵的失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忏悔。

这些举措造成罗党和政府领导层的人事变动十分频繁,搞得人心惶惶。同时还对党的干部、政府官员、人民群众进行监视、追踪和窃听。这大大抑制了干部能力的发挥,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增加了党内的不稳定因素。由于齐的个人专断,造成决策失误,致使罗的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齐个人的意见就是党的决议,党、议会、政府只能服从,而不能有不同意见。

齐奥塞斯库所追奉的主义鼻祖是马克思,马克思当年对对独裁专制者有精辟的见解:统治者用自己的思想去禁锢他人实质上是“把专横提升为法的制度”,是一种“破坏人格原则”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不根据行为来判断人”,而根据立法者自己“杜撰出来的那一套对人的意见和行为的动机的看法来判断人”。它不仅是政府的“自我欺骗”,而且是对人民的愚弄。如此这般,“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马克思的论述不幸用在自己的徒子徒孙身上最恰当不过。

处理掉死婴的尸体,一切的恐惧与不安都结束了,两个女孩坐在旅馆的餐厅里,默默地等待她们的晚餐。不远处,是一场婚宴的欢闹场面。而这一天,正是嘉碧塔怀孕整整四月三周两天。

在国内建设上,齐奥塞斯库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一味贪大求全,唯意志论地提出超越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罗一直坚持实行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长期坚持高积累、高速度和高指标发展国民经济的政策,引起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加之世界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的影响,罗马尼亚陷入了能源短缺、农副食品供应紧张、外债负担沉重的严重经济困难之中。就在经济困难持续发展的情况下,齐奥塞斯库仍旧脱离实际地追求建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并大搞为齐奥塞斯库树碑立传式的大建设,如行政中心、布加勒斯特-多瑙河运河等工程。也不顾人民的困苦生活,急于还债,致使人民勒紧裤腰带长达十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下,齐奥塞斯库还恬不知耻地说什么罗“已达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已经具备了一切在本世纪末进入实行共产主义劳动和分配原则的新阶段”,罗的民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健全”,“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独一无二的”,并妄称罗的工业已能为所有部门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在这种形式下,说假话空话、虚报产量、浮夸之风盛行。齐的这种作风不仅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唯唯诺诺、弄虚作假、阿谀奉承的干部,他们高官厚禄,唯齐是从,严重脱离了群众和实际,真正有所作为、敢于坚持己见、希望改变罗马尼亚面貌的干部却被排斥和被贬。其结果,当变成了齐奥塞斯库的御用工具,国家变成了齐任意支配的领地,他俨然成了“红色罗马皇帝”。

说到最后,再提几句鹦鹉学舌。齐奥塞斯库身边有个仆人也养了一只鹦鹉。一天,秘密警察发现,这只鹦鹉总是反覆叨念:“愚蠢的库尼!”“愚蠢的库尼!”库尼,何许人也?原来是齐奥塞斯库的儿子。辱骂太子,这还了得!反了你了!于是,秘密警察便拘捕了鹦鹉,进行审讯,想挖出背后的阶级敌人。不料,鹦鹉拒不回答是谁教了它这句话。最终,鹦鹉窒息而亡,秘密因此也就带进了坟墓。

自1966年避孕与堕胎被齐奥塞斯库政权明令禁止以来,罗马尼亚人民便丧失了一种基本权利。当人们摆脱不了性爱的天性,为自己种下的爱情之果面临抉择时,他们所遇到竟是罪与非罪的选择。到底国家有没有权力操纵人伦意向?到底能不能强行为私生活立法?对于这些,齐奥塞斯库自有主张。他认为,党是领导一切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听从党安排。他是党的最高领导,因而他的意志就代表了党的意志,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在他统治的国度中,“国王不仅要坐在国王的位置上,而且还要坐在上帝的位置上。”

1989年3月,罗马尼亚在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十年后,终于还清了全部外债。持续十年的经济困难,大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人民怨言增多,不少干部也对现行经济政策和建设方针产生了疑问。面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改革呼声,齐不仅不思改革,相反拒绝进行任何改革,说罗的政治经济体制早已完善,不存在需要改革的问题。同时还把其他国家的改革斥之为“复辟”、“倒退”,并强调单一的公有制、纯粹的计划经济、绝对的公平分配。

秘密警察提审鹦鹉,人跟鸟较劲,这也算是对独裁下的荒诞的一种讽刺。

为什么对于人性的蔑视竟出自对于扼杀生命的禁止;源于对生命的珍惜与关爱的禁止堕胎,反而成了扼杀人性的借口?历史仿佛给人们出了一道难以解答的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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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禁止堕胎的法令并非只有罗马尼亚一家,但为什么其他国家并未出现像齐奥塞斯库政权下这样极端、这样缺乏人性的残忍?

1967年以后,齐奥塞斯库开始走上个人集权的道路,党的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和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均由他兼任。此外,还有一些在齐本人倡议下建立的全国性的民主机构,如社会主义民主和团结阵线以及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也由齐担任主席。这样,齐把党、政、军、经、群等各项大权集于一人手中,成为世界上兼职最多的国家领导人之一。随着地位的巩固,齐奥塞斯库越来越喜欢人们对他歌功颂德,热衷于形式主义的轰轰烈烈的场面。齐奥塞斯库在1971年的北京、平壤之行,被普遍认为是他走向个人崇拜的催化剂,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领袖崇拜和北朝鲜金日成的“太阳节”模式在心理上对他造成极大的震撼和冲击,这种领袖神格化使他心驰神往。齐到各地视察,群众都倾城出动,以最高礼节来欢迎他。齐和夫人过生日、以及出访归来,或有重大活动,全国各地、各部门都纷纷致贺电,以表示衷心拥护齐的领导。一切传媒手段都用来宣传齐奥塞斯库夫妇,齐氏夫妇巨照天天见诸报端,大量出版了齐的讲话文集和言论集。每当齐奥塞斯库讲话时,与会者都要数十次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齐奥塞斯库—罗共”、“齐奥塞斯库与人民”等。开大会时,每位发言者,总理和部长们也不例外,都先赞扬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功绩。埃米尔·博布、杜米特鲁·波佩斯库、米乌·多布雷斯库等人更是厚颜无耻地极力吹捧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罗官方对他们的历史评价越来越高,齐奥塞斯库被塑造成罗马尼亚千年以来最伟大的领袖。齐奥塞斯库不仅个人大权独揽,唯我独尊,还把夫人、子女及其他亲属安排在重要岗位上,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有30多人在党政军经等重要部门任职,从而形成了家族统治。齐奥塞斯库执政以来,尽管功绩不小,但他的个人迷信、家族统治以及武断专横在党内和群众中引起了不满和非议,说个人崇拜是罗马尼亚民族的耻辱,罗国内也有一个神。也有人说他是“暴君”、“独裁者”,咒他早死。

1991年,爱尔兰一位14岁的女孩子被她朋友的父亲强奸后怀孕。罪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无辜受害的女孩也陷入法律对她的伤害。因为,法院援引宪法中“国家承认尚未出生的婴儿生命权”的条文,阻止女孩进行流产。于是,这个事件使整个爱尔兰陷入了一场政治和宗教上的危机。三分之二的爱尔兰人,包括当初投票支持宪法的人,都对女孩的遭遇表示同情。最终,政府支付了诉讼费用,女孩获准可以到爱尔兰以外地区自由旅行,以妥协方式结束了这场危机。

齐奥塞斯库居功自傲、闭目塞听,在偏执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最终在浑然不觉中滑向毁灭的深渊,也葬送了罗共和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事业。

爱尔兰的妥协与齐奥塞斯库的僵硬,充分体现出两种制度的截然不同。美国历史学家鲁道夫?J.鲁梅尔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书中估算了一个数字:在20世纪,单是种族杀戮的死难者就达1.7亿人。这一数字中几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战争所造成的“正常”死难者人数,同样也不含该书出版后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人数,比如在卢旺达或者巴尔干地区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

1989年末,东欧大陆的动荡终于波及了罗马尼亚。在这一年,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后,罗马尼亚人民集会要求民主,受到齐奥塞斯库强力镇压,结果引发更大骚动。

在《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哈耶克认为,坏事不一定是坏人干的,而往往是一些“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干的,特别是,那些极权主义暴行的原则是由一些可尊敬的和心地善良的学者们奠定基础的;“自由”常常在“自由”的名义下被取消,“理性”则是在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被摧毁的。因此,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一定是适应人性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强迫改变人性的政治制度,如果一种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改变人性的基础上,这样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暴力与恐怖。

1989年11月29日,罗马尼亚体操明星科马内奇出逃,寻求西方的庇护。到美国后,她将出逃的“恐怖经历”向西方新闻界公布。这似乎是一个前兆。

理解了这点,或许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1989年12月,动乱反抗的导火索终于点燃了,这就是罗马尼亚西部边境重镇蒂米什瓦拉发生了骚乱。匈牙利族牧师特凯什·拉斯特,是维护罗马尼亚少数民族匈牙利族利益的持不同政见者。公开发表过反对当局的言论,当局遂对其百般刁难,解除其职务,令其迁出公宅,引起教徒及匈牙利政府的抗议。1989年12月15日,200名教徒聚众保护拉斯特免受迁居之辱。12月16日晚,数百名市民在教堂四周结队,反对强制搬迁。人群中呼喊出“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抗议活动迅速扩大为数千人的反政府大游行。游行者上街,砸毁齐奥塞斯库画像、雕像,与军警发生冲突。警方被迫使用高压消防水龙将队伍驱散,一些人被捕,很多人受伤。入夜,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举行紧急碰头会,齐奥塞斯库命令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上将第二天将坦克和装甲部队开人蒂米什瓦拉市进行示威。12月17日,蒂米什瓦拉市万余人再次上街游行,高呼“要自由”、“要面包”、“要热水”、“要暖气”、“打倒齐奥塞斯库”等口号,部分示威群众情绪难以平息,冲击了市政大楼,打碎玻璃、设施、推翻汽车,局势更加恶化。罗共中央执委会紧急会上,齐奥塞斯库再次强烈命令,国防部派坦克部队、摩托化部队对群众采取最严厉的措施。随后,内务部部队和军队开始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实行镇压,蒂米什瓦拉市与外界隔离,断电、断交通、关闭边境禁止旅游。西方国家及苏东各国纷纷报道这起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法国《解放报》报道死亡人数为4000人,后经调查实际死亡人数为147人,受伤335人,失踪25人,这是推翻齐氏政权后新政权公布的数字。蒂米什瓦拉事件是继1987年11月布拉索夫群众大游行后,罗马尼亚国内酿成的第二起大规模冲突。

打字机执照

1989年12月18日,齐奥塞斯库照常飞往伊朗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同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举行了会谈。唯一的不同是,他的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未像往常一样随他出访。作为罗马尼亚政府第一副总理,她坐镇国内,控制事态发展。此时在遥远的德黑兰,齐氏还一再宣称:“我们的形势是稳定的。”

20世纪8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此上交政府当局,或寻求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即使损坏的打字机也不得私自处理,否则严加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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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齐奥塞斯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舆论,垄断思想。

齐奥塞斯库从中东地区伊朗访问归来,发现蒂米什瓦拉的动乱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闹大了,并一发不可收拾,逐步向全国蔓延。齐奥塞斯库于1989年12月20日发表电视讲话说,蒂米什瓦拉发生的骚乱是流氓、暴徒煽动的,是以破坏国家机关和公共财产为目的的,这是恐怖行动,与反动势力、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势力相勾结,试图搞乱罗马尼亚的秩序与稳定。同时齐奥塞斯库签署命令,宣布蒂米什瓦拉市进入紧急状态。

自1965年齐奥塞斯库坐上罗共总书记这个职位后,便如钢梁上的铆钉━━固定不动,一直到1989年被枪杀。不仅如此,齐奥塞斯库恨不得将一切权力统统揽入自己的怀中。除党的总书记外,他还担任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团结阵线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和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身兼党政军7大要职,可谓至尊无上。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30人。其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任罗共中央干部委员会主席,第一副总理,实际上是罗共二号人物;其兄马林。齐奥塞斯库,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委;其弟伊利埃。齐奥塞斯库和安德鲁察。齐奥塞斯库,分别任内务部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和罗马尼亚驻奥地利使馆商务参赞;其妻弟格奥尔基。波特列斯库任全国工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齐奥塞斯库,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每当罗共中央开会,就像是齐奥塞斯库的家族会议。罗马尼亚人民将此讥讽为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像罗马尼亚这样高度极权与类似封建时代的家族统治,在民主国家中无法想象。

同年12月20日晚,飞扬跋扈、过于自信的齐奥塞斯库决定21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群众大会,支持他在蒂米什瓦拉采取的镇压行动。他万万没想到,这次集会恰恰给愤愤不平的群众提供了上街闹事的良机。具有雄辩演讲能力、曾经在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上一呼百应的齐奥塞斯库,想再次发挥这种威力。21日中午12点,齐奥塞斯库就在党中央广场召开了大规模的群众大会。

当上了党政军的一把手,又有一大帮子家族成员为自己看家护院,齐奥塞斯库自然是说一不二,专横跋扈。他的每一次讲话都成了“纲领性文件”,报纸要登,电视要播,广播要说;每逢重大节日,有影的、有声的、国内的、国外的、各种媒体一起上,民众耳朵里充斥着颂扬“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光辉业绩,歌颂“齐奥塞斯库伟大、正确”的各类宣传。为了造神,向人民群众显示自己“无懈可击的正统地位”,特别是压制不同政见者,打击反对派,齐奥塞斯库不惜花费大笔外汇,购买国外报刊的广告版面刊登颂扬自己的文章,然后在国内报纸转载,借以宣扬外国人是如何敬佩齐氏的天才领导和伟大功绩。

严冬的
12月,天色灰暗阴沉。十万人应召前来参加大会。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出现在党中央大厦阳台上,他情绪激动地说:“要坚决打退外国的干涉和蒂米什瓦拉流氓集团的动乱。”他不时提高声调,挥舞手臂,表示讲话的高潮。突然,广场某个角落喊出了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口号声像闪电划过寂静的夜空,人们震惊了,齐奥塞斯库刚举起的右手,在空中停住了。电视转播中断了,留下了齐奥塞斯库举起右手的定格画面。一会儿,电视转播又恢复了,齐奥塞斯库以提高人们的工资福利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可是,“蒂米什瓦拉!蒂米什瓦拉!”的拥护声,“打倒杀人犯!”的口号声和嘈杂声汇成了一片,再也无法阻止。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包围了四周的街道,军官向群众喊话,命令他们散去。国防部长米列亚亲临指挥,他下令:“不准向人群开枪!”但是,布加勒斯特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彼特列斯库亲自跑到前
线来传达“最高统帅”的命令:“可以开枪,朝天开枪,先警告,如果不成,向腿部开枪!”不愿向群众开枪的米列亚在上下一起施加的压力下自杀了。齐奥塞斯库谴责他是“叛徒”,并且当天广播公布了他“畏罪自杀”的消息。军心震撼了。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上将没有按齐奥塞斯库的旨意去拦阻群众,维持秩序,反而壮起胆来“背叛”了他,偷偷下令军队撤回军营,给了齐奥塞斯库致命的一击。示威民众的情绪更加激昂,口号声、歌声响彻云霄,一起向党中央大厦冲击。终于,齐奥塞斯库夫妇和中央要员抵挡不住,撤离了党中央大厦。1989年12月22日中午,一架超载的“海豚型”直升机从大厦阳台上起飞,飞向斯纳戈夫别墅。飞机上除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还有中央常设局委员曼内斯库、博布、秘密警察头领尼亚果伊将军等。飞机先在斯纳果夫作了停留,曼内斯库和博布在这里下了飞机。
22日晨,直升机降落在博特尼。

极权独裁统治,很多东西不单是靠暴力来维持,而且也需要靠欺骗和谎言来维持。因此,打字机和打字员在统治者眼里就成了传播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必须严加防范,严密控制。无论机器,还是人都只能成为替独裁者歌功颂德的工具,绝不可作为民众揭露事实真相的武器。垄断思想只是极权主义的手段,其目的是通过垄断思想达到垄断权力的目的。因为只有把人的思想垄断了,才有可能彻底地垄断权力。反过来,垄断权力之后,又可以将思想垄断进一步强化。

布加勒斯特医生尼古拉·德卡驾驶一辆达契亚牌汽车,行驶在通向博特尼机场的一条破旧公路上。一位身穿灰色衣裳的高个子男人,手里拿着报话机站在汽车正前方拦住了汽车。这是埃列娜的警卫、安全官员伊万·马里安。马里安指给德卡看,原来齐奥塞斯库一行人正站在一架直升机旁边。尼亚果伊对德卡说:“把车钥匙给我。”德卡不肯给:“不,我驾驶。”齐奥塞斯库上了车,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埃列娜和尼亚果伊坐在后座,马里安没有再上车。在去格耶什蒂的路上,齐奥塞斯库对德卡说:“发生政变了。我们去组织抵抗,你愿意跟我们去么?”这时,尼亚果伊的枪正顶着德卡呢。德卡说:“我老了,又有病。我是一名医生,我还有三个孩子。”到了一个路口,尼亚果伊命令德卡说:“向右拐,朝特尔戈维什蒂方向走!”这时,全国各地通过电视广播,在刚成立的政权机构救国阵线的指挥下,已经形成了一个抓捕齐奥塞斯库的天罗地网。运载齐奥塞斯库夫妇的车来到弗格雷什蒂乡时,车子抛锚了。在一家居民门前,一位公民正在洗车,他叫尼·彼特利索尔。他的车是一辆黑色的达契亚车,牌照是2-DB—305。后来,这辆车也出了名,电视上宣布到处追捕这个牌照的汽车。从弗格雷什蒂乡到特尔戈维什蒂市还有7公里,齐奥塞斯库一行换了彼特利索尔的车,继续往前走。

在极权独裁统治下,“掌握”和“控制”人民思想,或者说将人民的思想“国有化”,历来是统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们有一种把人民变成“喉舌”的冲动,特别希望自己能像集市上的鸟贩子一样,教授鹦鹉、八哥、鹩哥这类动物学舌,把自己的意识形灌输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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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界中,鹦鹉、八哥和鹩哥恐怕是向人类学习语言的高手。不过,这些鸟学习语言的目的,恐怕只是一种本能,绝非是用来思考。另外,鸟类学舌,恐怕只是为了讨取主人的欢心,以便能够从主人那里得到更多的赏赐。从它们学舌的效果看,即使学得惟妙惟肖,发出的声音也只是重复主人的语言,并不包含自己的“思想”。

到了特尔戈维什蒂。这里大批人正在准备反齐奥塞斯库的游行,要到皇宫去。尼亚果伊说:“停车,我去给第一书记格弗内斯库打个电话。”说着就下车去了。这时,齐奥塞斯库已经完全变成一个无依无靠、被抛弃的孤家寡人。尼亚果伊显然也是离开他们另找门路去了。

独裁统治者为了能使自己的“思想”迅速传播,占据每个人的头脑,让所有人都无条件地接受自己的理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人变成鸟━━用教授“鹦鹉学舌”的方法,把“唯一正确的思想”传播到广大民众之中。

车子来到乌尔米乡。彼特利索尔不知再往哪儿走了。他们已是走投无路的逃亡者的齐奥塞斯库:“你们怎么办?我把你们带到哪儿去?”这时也只能乱闯的齐奥塞斯库对彼特利索尔说:“往特尔戈维什蒂走,那里有一个医药作物种植场。”那其实是县植物保护监察局。彼特利索尔按齐奥塞斯库的意思,把汽车开进了离钢材厂
500米远的这个监察局。在这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下了车。这时,人们都围在电视机前,刚刚知道齐奥塞斯库夫妇已经到了他们县,齐奥塞斯库就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人们都几乎惊呆了。

鹦鹉学舌,只能是简单的语言,而人类的思想是极其丰富、深邃的。统治者出于垄断思想的本能,是不可能让民众掌握思想。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下,对于人民群众的教育,往往是教条式的、口号式的,往往是将统治者的“意志”或是“思想”浓缩成几句简单的口号,语录、编成顺口溜似的“四六八句”,叫老百姓反复背诵。只有这样,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统治者的“思想”才能为广大人群所“掌握”。就如同戈培尔所言:“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

走进监察局大楼,齐奥塞斯库就寻找局长:“局长在哪儿?”监察局总工程师说是去打电话找援助,其实是报告了县警察局,后又移交给对门的军事单位,实际上此时,他们已经被捕了。接管国家权力的罗马尼亚救国阵线领导人有救阵主席兼临时总统扬·伊利埃斯库和临时政府总理彼得·罗曼,还有前第一副总理,后任参议长的伯尔勒迪亚努、前外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原罗共理论家布鲁坎等人。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捕后,为了尽快终止流血冲突,伊利埃斯库根据布鲁坎的建议,授权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成立特别军事法庭,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紧急程序,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审判。25日中午,斯登古雷斯库抵达特尔戈维什蒂空军基地军营。他部署空降兵把守在空军基地司令部各个关键部门,并命令把驻军司令部改装为临时审判厅,把一间办公室布置为医务室。

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看到一种理论、接受一种思想。思想单一,必然带来认识上单一。因此,判断事物,认识问题,观察世界,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当每一个人都在“鹦鹉学舌”的时候,那些“空话”、“套话”、“大话”、“假话”、“官话”、“疯话”、“蠢话”、“谎话”、“废话”、“帮话”、“黑话”……在社会肆意泛滥,就不足为奇了。

1989年12月25日是圣诞节。下午1时,罗马尼亚救国阵线组建的特别军事法庭在兵营内开始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审判。审判团由7人组成。齐奥塞斯库夫妇完全否认这一军事法庭的合法性,只承认大国民议会、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并在审判时拒绝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辩护律师问齐奥塞斯库夫妇是否要求上诉。被告如提出上诉,罗马尼亚最高法院要予以审理,即使驳回上诉也要一周时间;被告不上诉,判决便是终审判决,处决立即执行。齐奥塞斯库对此不予理睬。由救国阵线指派的辩护律师还问齐奥塞斯库夫人是否有神经病。如果埃列娜说有,那法庭也不能对她进行判决。军事法庭必须把她送到医院进行检查。这种检查一拖就是好几个月的时间。但埃列娜说没有。特别军事法庭是以下述罪名判处齐奥塞斯库夫妇死刑的:

当希特勒妄图称霸世界时,他教会德国人民的就是“为了德国的复兴,消灭犹太人”。法西斯主义就是这么简单明了,根本用不到什么高深的学问。同样,当赫鲁晓夫向苏联人民宣传“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时,也不过用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公式:共产主义=土豆烧牛肉。为什么土豆不能烧猪肉,没人去问,也没人去想!

一、大量屠杀人民,牺牲者超过6万名;

独裁的荒诞与可耻

二、利用秘密警察来对付人民和国家,损害了国家的力量;

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作为人而言,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按照人的思想天性,是不可能做到“思想一致”,“信仰一致”,“言论一致”的,如果硬要人们去“保持一致”,否则就党同伐异,就残酷镇压,其结果不是思想僵化,便是思想贫乏。当人们无法讲真话时,讲假话便会泛滥成灾;当人们看到未能与当局“在思想上保持一致”而受到惩戒时,便会用虚伪掩饰真实思想,求得自我安全。而当大家都成了双重性格的人,变成当人一面,背后一套的两面派时,那些说真话者反而被视为异类,成为权势者打击迫害的对象,成为不正常的正常人。

三、在各个城市制造爆炸事件,破坏建筑物和公共财产;

人类作为个体是十分脆弱的,真正的思想家寥若晨星,多数人不过是随波逐流。作为大多数人们是不愿意探讨和接受那些追索生存本意与生命价值的形而上的理论的,因为这种对灵魂的拷问,不仅严肃而且痛苦。孙中山先生曾说,在任何社会里,先知先觉者总是少数,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总是大多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些人有资格,或者有权力选择一批精英,来决定人民必须想什么,或信仰什么?如果以为在一种制度下,大多数人都在服从少数人的领导,因而就认为大多数人必须要接受那些被少数领导者加以梳理和改造的现成的观点和意见,这完全是一种错误和糊涂的观念。“因为精神自由决不会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独立思考能力的缘故,就不承认它的价值,这就是完全没有领会赋予精神自由以价值的那些理由。使精神自由对知识的进步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根本之点,不在于每个人都可能有能力思考或写点什么,而在于任何人对任何事由或意见都可以争论。只要异议不受到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意见有所疑问,并且提出新的意见来接受辩论和宣传的考验。”

四、把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

思想的自由也决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要求,本质上它是一种政治要求。思想的自由的要求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诉求,而政治的民主则首先表现为言论上的自由。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谁控制了言论就等于控制了权力,垄断了言论就等于垄断了权力,而言论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突出地表现为新闻与出版的自由。当一个国家连打字机和打字员都要被警察看管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只能是一种奢望,政治民主也就是一句空谈。

五、在国外银行存款超过10亿美元,并企图利用这笔巨款外逃。

其实,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团体,还是一个组织,一个政党,甚至是一种宗教,都有其自己的信仰自由,自己的价值理念,自己的理想追求。在一个民主制度下,必然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每一个人自然也就可以信奉某种主义、某种学说、甚至某种神祗,这是思想自由的体现,也是一个正常社会所具备的基本的民主权利。如果一个执政党,以国家的暴力机器作后盾,强制全体社会成员完全一致地信奉某种主义、某种学说、某种神祗,并同其保持高度一致,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偏执,而是一种暴政,更是一种疯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

当地时间12月26日下午4时,一支3人的行刑队执行枪决。据外电报道,行刑前,埃列娜曾向行刑士兵喊道:“你们怎能向我们开枪,我曾经那么关怀你们,我是你们的母亲。”一个士兵回答说:“不,你不是我们的母亲,你是杀死我们母亲的凶手。”齐奥塞斯库拉了拉埃列娜,说:“不要再说了。”这对风雨同舟几十年的夫妇紧紧挤靠在一起。

言论自由需要政治民主,只能由民主政体来保障。或者说,只有民主政体才能确切保障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实现。反之,在专制政体下,这一切都只能成为纯粹的空谈。

枪声响了,两名犯人倒在血泊中……

马克思对统治者用自己的思想去禁锢他人思想的制度深恶痛绝,把它斥责为,实质上是“把专横提升为法的制度”,是一种“破坏人格原则”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不根据行为来判断人”,而根据立法者自己“杜撰出来的那一套对人的意见和行为的动机的看法来判断人”。⑤它不仅是政府的“自我欺骗”,而且是对人民的愚弄。如此这般,“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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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最后,再提几句鹦鹉学舌。齐奥塞斯库身边有个仆人也养了一只鹦鹉。一天,秘密警察发现,这只鹦鹉总是反复叨念:“愚蠢的库尼!”“愚蠢的库尼!”库尼,何许人也?原来是齐奥塞斯库的儿子。辱骂太子,这还了得!反了你了!于是,秘密警察便拘捕了鹦鹉,进行审讯,想挖出背后的阶级敌人。不料,鹦鹉拒不回答是谁教了它这句话。最终,鹦鹉窒息而亡,秘密因此也就带进了坟墓。

审讯及枪决过程的影片很快在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流传,罗马尼亚的电视台也曾播出。在处决了齐奥塞斯库夫妇后,罗马尼亚立即宣布废除死刑。

秘密警察提审鹦鹉,人跟鸟较劲,这也算是对独裁下的荒诞的一种讽刺。

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5天后,二人尸体被秘密埋葬在根恰公墓。此后,罗马尼亚官方一直未确认二人的墓地所在,而其家属也因此对所谓墓地拒不承认。在齐奥塞斯库夫妇唯一在世的儿子瓦伦丁·齐奥塞斯库及女婿奥普雷安的要求下,罗马尼亚国家法医学院于2010年7月21日开启了二人墓穴并进行开棺验尸。后经DNA检测,根恰公墓中的尸体确系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尸体。

本文来源:人民网,作者:陈鑫宇
周斌,原题为:《前罗马尼亚的“月经警察”和“打字机执照”》

2001年,被强力部门没收多年的齐奥塞斯库家族财产经罗马尼亚最高法院判决归还他的儿子和女儿。
齐奥塞斯库的大儿子瓦伦丁是一个早在“十二月事件”前就已经出名的物理学家了,因此凭借一己之力足以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他还像年轻时那样,酷爱足球,是布加勒斯特星队的追捧者。只要是布加勒斯特星队的重要比赛,他必定出场。
齐奥塞斯库的女儿佐娅1990年8月获释后,被原单位拒绝接收,只好提前退休。当时由于住房和财产全部被充公,他们夫妇只得四处流浪,在亲戚、朋友家里过一天算一天。随着政局趋于平静,他们生活已经基本稳定,但佐娅很少出门。兄妹俩前几年一直在为自己被国家没收的财产打官司,最后都打赢了,佐娅在2001年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财产,而瓦伦丁也将很快得到自己过去收藏的不少艺术品。尽管直到今天,佐娅仍然拒绝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但她的名字却不断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原因是,她近几年一直在寻找父母的安葬之地,为此她甚至把当局告上了法院。尽管大家都认为,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坟墓就在根恰公墓,但佐娅并不这么认为,她一次也没有去那里扫过墓,她要求当局开棺进行DNA检查。不过,此事直到佐娅去世都还没有结果。他们所获得的遗产总价值不过五万美元,是齐奥塞斯库数年为国家服务的报酬。佐娅去世后,齐奥塞斯库夫妇唯一在世的儿子瓦伦丁和女婿继续为解开齐奥塞斯库夫妇墓地之谜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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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14日,罗马尼亚议会参众两院举行联席会议,以97票赞成、13票反对和58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齐奥塞斯库国外存款的调查报告。调查委员会主席萨宾·库塔什指出该委员会在成立的两年内进行了大量调查取证,结果“所有调查证人无一例外地都认为齐奥塞斯库在国外没有存款”,究其原因,齐奥塞斯库当时对自己在国内的领导地位非常有信心,没有在国外存巨款的理由。罗马尼亚保守党议员德拉戈什·杜米特鲁甚至在议会发言中指出,齐奥塞斯库是一个“诚实的人”,与当今那些逍遥法外的“硕鼠”们相比,齐奥塞斯库不知要“诚实”多少倍。2008年,布加勒斯特上诉法院终审决定,要求罗马尼亚国防部出示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埋在根恰公墓的证据。经过多年的法庭之争,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家属不久前终于获得根恰公墓有关墓地的所有权,这为开馆验尸扫清了障碍。

2010年7月21日上午,罗马尼亚前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的遗体从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墓地中被挖出,并将经过DNA检测来确认两人的身份。

齐奥塞斯库的女婿奥普兰称:“今天,遗体将被挖出,用来取得DNA实验的样本。我们必须知道葬在这里的是不是他们。”当棺盖打开,人们看到了齐奥塞斯库被审判和处决时身穿的那件黑色大衣,大衣、特别是裤子膝盖处布满枪眼。人们还看到了齐奥塞斯库那顶标志性的羊皮帽。

2010年11月3日,据罗马尼亚天线3电视台报道,罗国家法医学院DNA检测结果显示,布加勒斯特西部根恰公墓两处墓穴里的确系前总统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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