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改革的背景 光武改革的发动者

大韩帝国是日、俄势力在朝鲜半岛处于相互牵制的均衡状态下由高宗李熙自主建立的。在这种状况下,韩国所受的外部压力,使其暂时处于危机状况之后的一种弛缓期。高宗为首的大韩帝国政府也意识到这种状况,因此对外采取势力均衡策略,通过列强间的互相牵制来维系国家独立,并以永久中立化为目标;对内则延续甲午更张以来的近代化改革,着手对韩国进行改造,以期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由于高宗称帝后年号为「光武」,故历史上将高宗建立大韩帝国后几年间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实行的改革称为「光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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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朝鲜开港之后、光武改革之前,朝鲜就逐渐实施了一系列的近代化改革,包括甲申政变、甲午更张,但这两场改革最终都失败了,独立协会却在一片改革的废墟中创立了起来。光武改革虽然是由朝鲜高宗李熙发动的,但其背后浩宇遗骨力量,就是开化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所创建的领导的独立协会。
朝鲜的近代化(或者叫“开化”)起步较晚,过程曲折。1876年朝鲜开港,以朝鲜高宗李熙为首的朝鲜统治者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逐渐实施了一些近代化改革,同时“开化党”人士亦试图效仿日本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革新。朝鲜的改革就在这两者间的冲突,加之外部列强角逐的背景下跌跌撞撞地展开的。
1884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在日本的支援下发动“甲申政变”,准备进行全面的近代化改革,但旋即被袁世凯率领的驻朝清军镇压,改革还未付诸实施便受挫;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日本在这期间不仅将清朝势力逐出朝鲜,还控制了朝鲜政权,扶植金弘集、朴泳孝等开化派实施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张”,在朝鲜确立了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被视为朝鲜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改革。但甲午更张本身是在日本扶植下进行的,加深了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开化派内部不睦,各派明争暗斗;很多措施流于表面,并未真正实施,所以这次改革称不上成功。不仅如此,高宗及其王妃闵妃敌视亲日开化派,特别是甲午更张中限制王权、趋向君主立宪的措施引起高宗和闵妃的极度不满,于是他们暗中引入俄国势力进入朝鲜半岛以牵制日本及亲日开化派,使甲午更张陷入停顿。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为挽回颓势,遂在1895年10月8日策划驻朝日军及日本浪人入侵王宫景福宫,杀死闵妃,控制高宗,史称“乙未事变”。事后日本及亲日派顶住舆论压力,重建亲日政权,恢复改革措施。不过,这时的改革措施旨在移风易俗,过于急躁激进,尤其是强制朝鲜男子剪去长发的“断发令”激起了民愤,引发了义兵运动,使亲日政权四面楚歌,风雨飘摇。
朝鲜高宗伺机而动,于1896年2月11日在亲俄派的协助下逃出景福宫,躲进俄国驻朝公使馆,史称“俄馆播迁”。俄馆播迁后,亲日政权垮台,开化派大臣或死或逃,甲午更张宣告结束。此后,改革的主导权落入高宗手中,而进步知识分子与残余的开化派势力在留美归来的开化党人徐载弼的领导下组成“独立协会”,要求实现独立自主,并实施全面的近代化改革。这就为光武改革期间独立协会与高宗朝廷的对抗埋下伏笔。
除了朝鲜内部开化派与高宗的矛盾为线索的改革历程以外,外部的列强角逐也是光武改革的重要背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朝鲜被日本控制,1896年俄馆播迁以后,俄国又逐渐在朝鲜确立了优势地位。日本鉴于自身羽翼未丰,不得不做出让步,实行“日俄协商”的外交政策,于1896年和1898年与沙俄签订了《小村-韦贝协定》、《山县-罗拔诺夫协定》、《西-罗森协定》三个日俄双边协定,协调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使得这一时期的日俄两国势力在朝鲜趋向平衡、彼此互相牵制。朝鲜所受的外部压力也因此相对减轻,处于危机状况之后的弛缓期。这种外部背景为高宗称帝及展开光武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高宗为了维护独立局面,在对外政策上实行“势力均衡利用策”,即在两强牵制的夹缝中利用双方在朝鲜半岛的竞争矛盾以求维持本国的生存,防止受到日俄两强中的一国支配的状况发生,并以推进中立化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在对内政策上,则实行光武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之效,进而维护独立自主的地位。但很快日俄矛盾加剧,最终爆发日俄战争,失去平衡局面,朝鲜半岛的独立地位也随之丧失,光武改革自然也宣告失败了。
1896年2月16日,朝鲜高宗颁布诏敕称:“朕丁我家五百年一变之会,际宇内万邦开明之运,励精图治,讲求富强之策,历有年所。国家多难,尚无其效。继自今益究利国便民之道,与我赤子共跻文明之域、享升平之福”,标志着继甲午更张后的新一轮近代化改革重新开始。但由于当时朝鲜国内外局势尚未明朗,高宗尚在俄国公使馆中,行事多有掣肘,所以实行改革主要是在1897年高宗改元光武,建立“大韩帝国”以后,因此称之为“光武改革”。光武改革的基本理念是“旧本新参”,即以旧制为根本,参酌新事物,换言之即在维护君主专制的旧体制的前提下进行变通,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着手对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实施近代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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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改革使韩国的社会风貌焕然一新,促进了韩国的近代化和工业化,使韩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大为发展,同时使朝鲜民族得到启蒙,进一步唤醒了民族意识。然而光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旧本新参」(以旧制为根本,参酌新的制度),所以改革措施并不彻底,许多只是流于表面。韩国仍然是一个君主专制政体,外国势力也没有真正驱逐。大韩帝国的政治仍然延续朝鲜王朝时期的黑暗腐朽,再加上连年饥荒,普通百姓生活更加困苦。韩国并没有因光武改革而走上富强。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光武改革的程序被打断,韩国不可避免地走向殖民地道路。

光武改革虽然是一场近代化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它的局限性也不可否认,这种局限性尤其体现在政治方面。光武改革的发动者是朝鲜王朝高宗李熙,李熙在对朝鲜政治进行改革的时候采取的措施基本都是在强化王权,这也使得韩国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究竟光武改革在政治方面有哪些内容和举措呢?

由于光武改革的侷限性,一直是韩国独立和改革的急先锋的独立协会与政府的矛盾逐渐加剧。独立协会中受过美国教育的激进分子如李承晚等人甚至鼓吹民权,并几度在汉城酿成官民冲突。独立协会于光武二年12月被韩国政府取缔,李承晚等人被逮捕并被判刑,其创始人徐载弼也被迫离开韩国去美国。

在政治上,高宗首先采取强化君权的政策。甲午更张时期,亲日政权实行责任内阁制,君权受到极大限制;甲午更张结束后,朝鲜处于“法纲解纽,旧法废弃,新法未立,可谓无法之国”的青黄不接状态,高宗李熙决定利用这种时机重新整合力量,建立君主专制政体。1896年7月,高宗下令祭祀“并用旧历”,8月又废二十三府,改为旧行政体制——“道”,并由八道变为十三道,这些措施都是为恢复旧制做铺垫。同年9月,高宗废止内阁,恢复议政府制度,着手强化君权。然后,高宗又构建独立国家形象。1897年2月,高宗搬出俄国公使馆;1897年10月12日,高宗自称皇帝,建元光武,并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正式确立了与中日平起平坐的独立自主地位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然而,与高宗强化君权的目标相反,以开化派知识分子为主的独立协会伸张民权,主张将咨询机构中枢院改造为近代议会,实现君主立宪制,并为此发起了“万民共同会”等政治运动。于是在大韩帝国建国后的一年时间中,政局动荡,高宗朝廷与独立协会围绕政治改革展开反复博弈,其本质则是君权与民权争夺改革主导权的斗争。到1898年底,高宗取缔了独立协会,为君权的进一步强化扫清障碍,高宗主导的光武改革也得以顺利推进。

独立协会运动被镇压后,君权不断膨胀。1899年8月,高宗以宪法形式颁布了《大韩国国制》,借助万国公法的理念明确规定大韩帝国实行“专制政治”、“无限君权”,至此标志着韩国的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君权的膨胀直接影响了大韩帝国的行政体制,虽然甲午更张以来的新式各部官制及中枢院、宫内府等机构仍然保留,但代表宫中势力的宫内府权力大肆扩张,议政府及其下属各部的权力被削弱,一度计划改造为议会的中枢院完全有名无实。

另一方面,高宗对适应帝国形式的独立国家形象的构建也在不断进行中。首先,高宗模仿西方和日本,于1900年4月颁行勋章和绶带,包括金尺大勋章、瑞星大勋章、李花大勋章、太极章、八卦章、紫鹰章。其次,高宗于光武六年1月下令制国歌,这就是现代朝鲜和韩国《爱国歌》的雏形。高宗还于光武六年5月6日颁布诏敕,宣布定平壤为陪都,称为“西京”。其依据有中国周朝的宗周和成周、明朝的北京和南京以及高丽的开京和西京,值得注意是同时也引用了俄国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日本的东京和京都等“近日外国亦建两京”的事例,体现了高宗皇帝的国际化视野。同年为高宗即位第40年,大韩帝国举行了盛大的“大皇帝御极四十年称庆仪式”,邀请了包括清朝在内的所有与大韩帝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参与这一国际性庆典。同时还在各国公使席前举行阅兵式、演奏刚创制的国歌。此举既是高宗强化自身皇权之举,也是树立和提升大韩帝国国际形象的重要措施。总之,光武改革在政治方面以强化君权、构建独立国家形象为中心,虽然有借用西方制度的形式和理念,但总体上还是趋向复古与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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