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官方网站托尔斯泰眼中的理想女性_光明网

契诃夫去世已将近一百年了,但他仍然是最有影响的短篇小说家。和契诃夫的小说传统相对的还有另一个传统,那个对立的模式是由卡夫卡创造、博尔赫斯发展的。而像詹姆斯
乔伊斯、D. H. 劳伦斯、厄内斯特 海明威以及弗兰纳里
奥康纳这些不同的小说家,基本上属于契诃夫的传统(尽管乔伊斯否认这一点)。

作者:胡学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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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简要地研究契诃夫最好的五篇故事,而我在这篇前言中只想谈谈托尔斯泰最喜欢的故事《宝贝儿》。批评家们在《宝贝儿》中发现了古希腊神话中赛琪和艾科的描述,这些典故是存在的,但是契诃夫这篇奇妙故事的核心并不在此。托尔斯泰最恰当地点出了这个核心的含义,他说这个宝贝儿,奥莲卡,有个「美妙而圣洁的」灵魂。奥莲卡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别人着想,她的爱是如此的完美,对别人的关心就是她生命的全部。

契诃夫的小说《宝贝儿》首次发表在1899年1月3日的《家庭》杂志上。1899年1月24日,文学家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在给契诃夫的信中说,托尔斯泰十分喜欢《宝贝儿》:“他差不多朗诵了四遍,兴致越来越高。”在1899年1月14日、1月15日和1月24日的日记中,托尔斯泰的夫人也记载了丈夫当众朗诵《宝贝儿》的情形。1904年契诃夫去世,1906年托尔斯泰将《宝贝儿》收入自己编辑的《阅读丛书》中,并在后记中对该小说做了解读,再次表达了他对这部小说的喜爱之情。1910年作家谢尔盖延科也讲到托尔斯泰对《宝贝儿》的喜爱,说托尔斯泰“兴奋地讲起《宝贝儿》,而且单凭记忆读出整句整句的话”。《宝贝儿》之所以让托尔斯泰爱不释手,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把宝贝儿奥莲卡当成了心目中的理想女性。

原标题:文学课 | 毕飞宇╳张莉:“阅读的才华就是写作的才华”
左起:评论家张莉,作家毕飞宇
选自《小说生活:毕飞宇、张莉对谈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作者授权分享 毕飞宇 ╳…

虽然你可以以为奥莲卡像个孩子,或像个妈咪,但似乎最好还是依照托尔斯泰的观点,看到她有一个圣洁的灵魂。

《宝贝儿》的主人公奥莲卡是一位八品文官的女儿。她先是爱上剧团经理人库金,婚后“凡是库金讲到剧院和演员的话,她统统学说一遍”。库金不幸去世后,奥莲卡又爱上了木材厂经理普斯托瓦洛夫,婚后也过得很好,“丈夫怎么想,她也就怎么想”。六年后,木材厂经理因病去世,奥莲卡又爱上兽医斯米尔宁。过了不久,兽医随军队开拔,孤单的奥莲卡“什么见解都没有了”。最后,兽医退休,带来十岁的儿子萨沙,奥莲卡又快乐起来,“开始讲到老师、功课、课本,她讲的话正好就是萨沙讲过的”。托尔斯泰认为,契诃夫“意在嘲笑”宝贝儿,却“情不自禁地给那可爱的人披上那么奇妙的光辉,使她永久成为典范,表明妇女能成为怎样的人,使自己幸福,而且使命中注定要同她一起生活的人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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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姆
高尔基在记忆契诃夫时曾说过一句名言:和契诃夫在一起时,「每个人都会不知不觉地感到一种想要更简单、更真实、更本我」的欲望,这种效果契诃夫的读者也可以享受得到。这并不是说怀疑主义的、无所不知的契诃夫又是一个托尔斯泰所指的圣洁的灵魂(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托尔斯泰就是这样以为的),而是说,契诃夫无疑像他的先师莎士比亚一样,会劝你相信,你和他在一起能够看到其实你大概永远也看不到的东西。那么我们在《宝贝儿》里能看到什么呢?我们如何读这篇故事,而且为什么呢?

在坚信契诃夫塑造了一个女性典范形象之后,托尔斯泰进一步指出:“宝贝儿的灵魂,以及那种把全身心献给她所爱之人的忠诚,并不可笑,而是神圣的,惊人的。”在托尔斯泰眼中,女主人公的生命意义就在于家庭幸福,在于对丈夫的忠诚。据此考察小说中有关宝贝儿奥莲卡的描写,却无从得出托尔斯泰所阐发的这些观点。小说中的奥莲卡总模仿别人说话,没有自己的想法,但这类描写至多也只是展示了女人的依附性而已,何来“嘲笑”之说?宝贝儿的依附性表现为“她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就不行”。需要明确的是,这种爱是宽泛的,并不局限于夫妻之爱、家庭之爱。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奥莲卡爱过她爸爸,爱过她的姑妈,还爱过她的法语教师。在小说结尾,兽医的儿子萨沙来到她家,她的爱又有了目标:“她的脸在最近半年当中变得年轻了,微微笑着,喜气洋洋,遇见她的人瞧着她,都感到愉快……”可见,在塑造宝贝儿奥莲卡这个形象时,契诃夫虽然指出她缺乏主见,但并无嘲笑和讽刺之意,仍将宝贝儿描绘成一个充满生命活力、人见人爱的女性形象。简言之,契诃夫将宝贝儿塑造成一个具有依附性的女人,托尔斯泰却视之为贤妻良母的典范。

左起:评论家张莉,作家毕飞宇

在现实中有没有像奥莲卡这样全心全意的人呢?然而,「全心全意」是一种误导,至少因为可怜的奥莲卡假如没有什么人爱的话,就变成了一具空壳。她的状况变得如此的极端,需要契诃夫的所有技巧来教我们,怎样含蓄而又坚决地,避免对她的病因做庸俗的推测。她没有自个的观点,然而她是个「温柔、心软,富于同情心的女孩儿」,她缺少自我感,只有在她爱别人的时候才能感到自个的存在。把她看成父权社会的女性牺牲品是荒唐的:你用什么才能提升她的意识呢?本来不管什么时候都有像她这样的人,或许许多,男人和女人都有。虽然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许多都是他自个的,然而我们可以理解他所说的这个宝贝儿或「小小的灵魂」是圣洁的特别含义。约翰
济慈说他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心灵情感的神圣,威廉
布莱克向人们表明,所有活着的是神圣的。奥莲卡的圣洁就在于此。济慈补充说他还相信想象的真实,但要是没有心灵情感的指引,奥莲卡是不可想象的。

在《阅读丛书》后记中,托尔斯泰认为契诃夫实属“歪打正着”:把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物塑造成了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典范。为了让小说内容“适应自己的观点”,托尔斯泰对《宝贝儿》做了一些删节。譬如,托尔斯泰删掉了下面这段文字——“等到他挨近她,看清她的脖子和丰满结实的肩膀,他就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说:‘宝贝儿!’”剧团经理人库金爱上了奥莲卡,二人结了婚。库金看到奥莲卡身上洋溢着生命活力,有感而发,脱口说出了“宝贝儿”这个称谓。库金表达的与其说是夫妻之爱,不如说是对生命之美的赞叹!托尔斯泰删掉揭示“宝贝儿”这一称谓来源的这段话,旨在让人无视契诃夫对奥莲卡生命活力的赞美,从而凸显出宝贝儿忠诚于丈夫、家庭幸福至上所具有的道德意义。

选自《小说生活:毕飞宇、张莉对谈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契诃夫像莎士比亚一样,不解决什么问题,也没有为我们做什么决定,他完全是在莎士比亚对人类的发明的意义上,探索人类的全部真理。奥莲卡,虽然无疑完全是个俄国人,但也带有普遍性。契诃夫对她的嘲讽姿态只是莎士比亚式的:命运的轮子转了一圈,我们又到了这里。生活夺走了奥莲卡身边的三个男人,只留给她一个养子,为了他,她才能够继续活下去。莎士比亚作为舞台剧作家,禁不起再现平庸,因为纵然是他也无法用我们普通人的不幸吸纳住观众的兴趣。契诃夫,骨子里是莎士比亚式的作家,用他的故事表现了甚至连他自个的话剧也不可以做的事情:阐释了平凡的生活,既没有歌颂,也没有歪曲。契诃夫最著名的剧作《三姐妹》,不大概有像奥莲卡那样的人物,纵然让她演次要人物也不得行。《宝贝儿》是文学上的奇蹟,契诃夫能够集中而充分地表现奥莲卡,这个只能通过完全爱别人才能活下来的人。

在托尔斯泰看来,《宝贝儿》讲述的是婚姻与家庭问题,他对这部作品的偏爱盖源于此。婚姻与家庭是托尔斯泰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什克洛夫斯基曾说过:“托尔斯泰是个关心婚姻问题、被这些问题宰割得血流遍体的人。”1863年—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塑造了一个经典女性形象娜塔莎。娜塔莎对安德烈的爱曾经那么炽热,但当她爱上皮埃尔时,似乎全然忘却了过往的一切,这让安德烈的妹妹玛丽亚一时接受不了:“难道她对我哥哥的爱情就那么淡漠,这样快就把他给忘掉了。”然而,玛丽亚并没生气,因为她看到后者身上“洋溢着一种复苏的生命力”,“娜塔莎以全部身心和所有的真诚沉湎于这一新的感情之中,她并不想掩饰它,她现在没有悲哀,而只有高兴和快乐”。爱情能让娜塔莎“复苏”,并且新的爱情能“覆盖”旧的爱情。在宝贝儿奥莲卡那里,情况有些类似,区别在于爱情的对象换成了依附的对象:剧团经理人库金、木材厂经理普斯托瓦洛夫、兽医斯米尔宁和兽医之子萨沙。娜塔莎婚后将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家庭上:“只有老伯爵夫人凭着母性的本能懂得,娜塔莎的热情都出于她需要家庭,需要丈夫。”托尔斯泰借老伯爵夫人之口,夸赞娜塔莎是“贤妻良母”。契诃夫塑造的奥莲卡在小说结尾再次获得肯定,重新被人唤作“宝贝儿”。不难看出,娜塔莎与奥莲卡二者之间有着某些共通性,而这些共通性吸引着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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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创作于19世纪60年代,契诃夫的《宝贝儿》则创作于90年代,二者相差了三十多年。《宝贝儿》给托尔斯泰带来的惊喜,无异于他为娜塔莎找到了失散三十多年的姐妹。《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在婚后变得“既不可亲,也不可爱”,而且“要使丈夫完全属于她,属于这个家”。契诃夫笔下的宝贝儿奥莲卡则不然,一旦遇到施爱的对象,就会精神焕发,光彩照人。按照托尔斯泰对《宝贝儿》的理解,奥莲卡无形之中成了娜塔莎的升级版,被解读成为保障婚姻和家庭幸福的理想女性。

毕飞宇 ╳ 张莉:写作是阅读的儿子

《光明日报》

外国文学

[ 责编:丛芳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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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俄罗斯文学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高尔基、契诃夫

张莉:你获得“亚洲文学奖”的时候,评委会的主席大卫说,你是中国的契诃夫,你怎么看,不如谈谈契诃夫吧。

毕飞宇:这个真是过奖了,不敢,大卫这么说也许是针对一个作家对待社会的态度而言的的比方说,讽刺,再比方说,关于奴性心理的刻画,这些当然有类似的地方,另一个呢,就是幽默了。说起幽默,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有点像笑话,我从不觉得我是一个幽默的人,我也不觉得我是一个幽默的作家,但是,好玩就好玩在这里,许多不同国家的书评人和记者都把幽默这个伟大的帽子往我的头上扣,我认真地辩解过,说自己不幽默,结果大家就笑,这一笑我就不知道怎么才好了,我的幽默已经成了一件很幽默的事了。契诃夫是幽默的,他就是在幽默杂志上起家的,不幽默也幽默了。幽默就离不开夸张,契诃夫很夸张,可我不夸张,所以,我个人认为,我的小说风格和契诃夫相差比较大,中国作家里头和契诃夫最像的还是鲁迅,《阿Q正传》、《风波》都是那个路子上的精品,你可以看到《小公务员之死》和《套中人》的影子。在这里我也许还要区分一下鲁迅的幽默和一些英国作家幽默的区别,英国作家的幽默里头有一种恬淡,优雅,鲁迅的幽默却来自愤激,恩格斯说,愤怒出诗人,其实,愤怒到了一定的地步,也会产生幽默,这里的心理机制是有区别的。

俄罗斯作家的幽默其实是有传统的,英国式的幽默有它优雅和高贵的一面,俄罗斯的幽默却是草根的,粗鲁,也许还蛮横。和英国作家不同,俄罗斯的贵族作家很少有幽默的特征,但是,出生寒门的作家往往流露出一种粗鲁的幽默,契诃夫来自小商人的家庭,果戈理直接就是一个乡下人,马克吐温虽然是美国人,但是,这个美国的乡巴佬和果戈理一样,支撑他的不是知识分子智慧,而是我们乡下人的民间智慧。马克吐温说:“戒烟太容易了,我都戒了一百回了”,这哪里优雅?是粗人的智慧。在这一点上鲁迅真的和他们挺像的,鲁迅虽然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但是,他有很强的民间性,一点也不缺乏民间智慧,他在幽默的时候体现出来的反而是他的草根性。鲁迅很刁蛮,这鲁迅可爱的地方之一,虽然鲁迅不能算一个可爱的作家。

张莉:莫言也有这样的特征啊,幽默中体现出民间性和草根性,那种强大的民间性,很智慧,很可爱!

毕飞宇:对,莫言也有,莫言可爱。

张莉:嗨,刚刚进入俄罗斯文学,我们怎么讨论起幽默来了?

毕飞宇:谢谢张老师。契诃夫,俄罗斯文学。说起俄罗斯作家,我的脑子里突然就想起列宁,我在一本书里头看到过,记不清是谁写的了,有一次,列宁和他谈起托尔斯泰,列宁问了一个问题,除了俄罗斯,世界上还有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么?作者写道:列宁眯起了眼睛,自己回答说,没有了。我很喜欢这句话,“列宁眯起了眼睛,自己回答说,没有了。”这个扯远了。对俄罗斯的作家群,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我对他们始终有一个感觉,这群男人都是女的,这句话不准确,准确地说,他们都是母亲。他们的感情方式是母亲式的,他们的作品里有母爱。这是俄罗斯文学最大的特点。

张莉:吴尔夫有个评价,她觉得俄罗斯作家的共同特点是“朴素和人性”,他们不是用头脑去同情,“因为用头脑是容易的,要用心灵去同情”,说得挺准的。

毕飞宇:有人说,俄罗斯是东正教,他们崇拜圣母,所以,作品中女性的形象特别多,在我看来,这是不准确的,准确地说,这不是一个女性形象多的问题,而是作家的情感方式问题。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情感方式,有些是兄弟式的,有些是姐妹式的,有些是朋友式的,有些是情人式的,有些是父亲式的,俄罗斯作家的情感方式是母亲式的,一股脑儿的。俄罗斯的文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博大,这个和它的情感方式有关,俄罗斯的文学里有一种很絮叨的气质,我说的不是罗唆,是絮叨,千叮咛万嘱咐的样子。

张莉:像母亲一样的千叮咛万嘱咐。

中国小学课本里《凡卡》插图

毕飞宇: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了契诃夫,我说的是《凡卡》,我说,这个短篇提升了我对短篇小说的认识。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很多年前,我和《小说选刊》的崔艾真通电话,她要给我邮寄东西,我就给她地址,崔艾真和我开玩笑,说,不要地址了,你是名人,写“乡下爷爷收”就可以了。就是这句话,我一个人在那里站了好半天。这句话我在少年时代就知道了,谁不知道呢,可是,几十年过去了,这句话情感的力量还在,不是还在,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它的力量体现出来了。为什么?我做了父亲了。我体会到了凡卡的心境,一个孩子饱含着希望,但是,所有的大人都知道,那是没有希望的,这个太叫人心疼了。写出“乡下爷爷收”的这个作家一定是俄罗斯的,这个和才华无关,和情感的方式有关。我有一种直觉,契诃夫写“乡下爷爷收”的时候是想搞幽默的,一个小傻瓜,他居然这样无知,写“乡下爷爷收”,可是,契诃夫一出手,却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俄罗斯的文学就是一个爱孩子的母亲,同时也是无能为力的母亲。它有极大的情感力度。在我的眼里,俄罗斯文学对世界文学最大的贡献就在这里,母性的情感方式。俄罗斯的文学始终有一种包容性和绵延性,原因就在这里。

张莉:前面我们谈到了“文学之心”,事实上我觉得契诃夫在这个问题是典范。他真是知道哪里有小说、哪里有文学的小说家。我们读他小说的时候,常常会冒出疑问,“这是小说吗?”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小说。不说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就说那个大学生与邮差的故事吧,小说让人迷惑,他到底写的是什么呢。可是,读完后很久我们都不能忘记那个场景,两个人对话的场景,他对人与人心灵碰撞出的那种火花的精微刻划让人叹服。契诃夫有非同一般的触觉和文学发现能力。他写的是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小说含义相悖的文本,但是,读完之后你会觉得,其实他写了心灵的微妙,人的灵魂的微妙,这个是他最大的魅力。

毕飞宇:文学是开放的,多元的,这个没有异议,条条大道通罗马,可是我还是想说,俄罗斯的文学很正,纯正的正,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它走在很正的道路上,不是小路,不是旁门左道。文学嘛,哪能却少了多样化,我自己也做不同的探索,可是,在我内心的深处,还是喜欢正的东西,我喜欢走大路。许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选择大路是为了省力气,我告诉你,正好相反,走大路是最费力气的,省力气那是挑近路。我喜欢纯正的文学趣味,它需要作家一步一步的往前推。正因为这样,俄罗斯文学又出现了另一个特点,他们的作家都是蓝领,属于干苦力的那一类。

张莉:干苦力这个评价,还真挺适合俄罗斯文学的。——你刚才说絮叨?

毕飞宇:不能说契诃夫有多絮叨,契诃夫喜欢的是“恶搞”,逮住一个点,不停地、无限地夸张,往死里“整”。说起絮叨,在我的阅读感受上,最典型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他絮叨了一辈子,苦口婆心。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理由呢?我提供一个理由,为了一件事,他絮叨了一辈子,还有比这个更伟大的吗?没有了,我真想把眼睛眯起来说这句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画像

张莉:吴尔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有个比喻,她说是一种“翻腾的漩涡,盘旋的沙暴,嘶嘶沸腾的喷水口,要把我们吸进去。”

毕飞宇:吴尔夫还是把托斯陀耶夫斯基当作强者来看了,也许是对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他始终是一个弱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很崇敬,却也有疼爱。我再强调一遍,我所说的絮叨不是语态上的,是情态上的,是气质,是态度,苦口婆心,婆心,你看,又是一个很女性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的一种人,你起床了,他在那里絮叨,你吃中饭了,他在那里絮叨,你睡觉了,他在那里絮叨,春天来了,他在那里絮叨,冬天来了,他在那里絮叨,你的胡子都白了,他还在那里絮叨。从精神状态来说,这不再是文学的热情,它是宗教般的狂热和偏执,像布道,耐心、饥寒交迫、还没完没了。他在和你比耐心,这是很卑微的,只有弱者才会和你比耐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就来自这种卑微,我不太认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思想家这个说法,他只有很普通的思想,甚至是落后的,尤其在后期,说到底就是《圣经》的思想,他的思想停在了中世纪。我们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不需要为他思想的艰深而掩卷沉思,像读黑塞那样,他的作品也没有去呈现他强有力的思辩,不是这样的,他的伟大不在这里。他的伟大是全心全意地为他的心愿服务,像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一直在那儿,永远在那儿,这个东西普通的心灵是没有能力去实践的。他卑微,却无与伦比,他不是凡人,他是半人半神的,很像阿克琉斯,有致命的缺陷。这是气质性的东西,没有榜样的意义,你没法去学。他的卑微极为崇高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说,崇高就是数量上的巨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没完没了,体现出来的正是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开阔,巍峨。

张莉: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是人的灵魂,人的灵魂深处的东西。吴尔夫在《俄国人的角度》中评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非常喜欢那篇评论,“无论你是高贵还是朴素,是流浪者还是贵妇人,对他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谁,你都是这种复杂的液体,这种浑浊的、动荡的、珍贵的东西——灵魂的容器。……什么都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领域之外;当他疲倦的时候,他不是停止,而是继续。他不能克制自己。它倾泻出来,滚烫,炽热,混杂,可怕,压抑——人的灵魂。”当然她也评价了契诃夫和托尔斯泰。

毕飞宇:灵魂深处的东西,从这个说法出发,真是有点可悲了,某种程度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种豆得瓜、种瓜得豆的典型。就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他最在意的人物是谁?一定是阿辽沙,这个是很显著的。这个人物寄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想,可是,这个人物很失败,几乎就是一个符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样的失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罪与罚》里的梅思金也一样,一样失败。我们都知道高尔基是怎么评价梅思金的,梅思金被“写成了一个白痴”,这句话文学史里有,很不客气,很不给面子。可是,同样是灵魂的深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写到灵魂深处的“恶”,他的天才就全部爆发出来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我们最熟悉了,你看看大儿子德米特里这个混蛋,再看看二儿子伊凡这个小人,再看看老卡拉马佐夫,这个老流氓塑造得实在是太好了,活灵活现的,我至今都记得他在教堂里的那副模样,还有他说话的那副腔调,他坏到近乎可爱了,写得太好了。问题就在这里,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活着,听见全世界的读者对他说,你写的理想人物都失败,你写灵魂深处的恶都很成功,我估计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发疯,他一定会认为作家这个职业太脏了。他也许会像卡夫卡那样,让人把他的书全烧掉。当然,这是我的假想,可是,即使是假想,依然让我很难受。

张莉: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觉到很混沌。本来清晰明亮的世界,在他这里一下子变得模糊不清,他有种让人和他一起发疯的魔力。纪德很欣赏他,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我们见不到任何的线条上的简化和净化。“他喜欢复杂性,他保护复杂性。情感、思想、爱欲从不表现为纯的状态。”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也不是特别讲究技巧,好像上帝在拿着他的手写作似的,他好像完全不去想写作技巧这回事儿。大概也因此,纳博科夫很不喜欢他,觉得他平庸。我觉得主要是这两个人气质犯冲。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是平庸的呢,他有一种强大的奇异的魅力,具有非凡的吸引力。

毕飞宇:别看托尔斯泰是那么狂热的一个教徒,又是贵族,其实托尔斯泰才是一个凡人,他是有“俗骨”的,他更关心世俗,这个从作品中看得出来,这是对的。我没有说托尔斯泰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思,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他们都是巅峰级的作家,但他们不是一路人。你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临死的时候是怎么对他的太太说话的: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连这个念头都没有产生过。“连这个念头都没有产生过”,这句话让人动容。我不是他的太太,我信不信也无所谓,可是我信。我把天下的作家都怀疑一遍我也怀疑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头上,我相信这个作家,我相信这个人。都快死了,他在意的是什么?还是自己的“念头”。

张莉:所以说,灵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关键词啊,他终生都关注这个,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手记里也坦率承认,他的工作是“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现人。”他完全不承认自己是心理学家,他说他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

毕飞宇:对,灵魂是他的关键词,绝对是。他守护灵魂的时候仿佛一个智障,是有点“白痴”的味道。我再说一遍,我很崇敬他,可他也让人疼爱。这是他最为动人的地方。我没有学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没学过,我十分清楚,那个是没法学的。如果我决定学习他,我首先必须具备巨大的宗教情怀和牺牲精神,我不具备这个东西,这年头的中国人怎么会有巨大的宗教情怀这种东西呢,近乎可笑了。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对李敬泽说过,我渴望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家,可是,因为理解力不一样了,我再也不会那样说了。我的基因不是那样的。我不学他没关系,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关系。

张莉: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似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关注,评价也恳切,很少能看到鲁迅如此评价一位同行,“惺惺相惜”。你知道的,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实验室里,所处理的乃是人的全灵魂。”原话是,“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哎,你发现没,鲁迅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是在评价他自己。

当然,我更喜欢鲁迅后来在另一篇文章里的评价,有次写论文时还引用过,他说,“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这陀思妥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决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虽然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风格迥异,在对于人的灵魂的关注是一致的,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拷问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说得真好。

有时候我会想,大作家写到某个程度,可能都会回到心灵内部,回到灵魂的最深处自我反省,自我拷问。——还是说托尔斯泰吧,在你眼里,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同在哪儿?

毕飞宇:托尔斯泰不一样。文学史上有一个通行的说法,是比较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高峰背后的那个高峰”,这句话带有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叫屈的意思。其实,这句话非常好,很准确,为什么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背后的那个高峰,你只能看见一个白雪皑皑的山巅,你通常想不起来去攀登它,那是不可企及的。但是,面前的这个高峰呢?会让你产生错觉,会让你觉得你可以接近。我就产生过这种错觉,觉得《安娜·卡列宁娜》我也可以写。你把文本拿过来分析,你看,无非是一个派对连着一个派对,有些是大派对,有些是小派对,不复杂。语言的形态也不复杂,虽然中间隔了一层翻译。

1908年,托尔斯泰摄于80岁生日

托尔斯泰墓地

张莉:不过,再怎么翻译,语言还是会留下原作的痕迹的,小说的气质还是会存在。

毕飞宇:是啊,许钧翻译勒克来齐奥的《诉讼笔录》,句子很短。我专门问过许钧,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许钧告诉我,原作的句子就很短。读托尔斯泰有点像登山,你觉得山顶就在你的面前,一问,快到了,爬了半天,一问,还是那句话,快到了。你再问,还是那句话,快到了。其实早着呢。十多年前,我在电话里向李敬泽宣布:“我要写《安娜·卡列宁娜》了,”李老师笑笑,说:“好吧,写吧。”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安娜
卡列宁娜》在哪里呢?我现在不敢说大话了,时间太阴险了,它永远都在守候着你。

张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人都是天才,学不来。

毕飞宇:小说不是玄学,它不是一个玄乎的东西,可是,有些东西,明明白白的,就在那里,你一样不可企及。

张莉:很多东西不是努力就可以达到的。大概我们能做的是人尽其才,不辜负上天的美意罢了。

毕飞宇:所以,功夫在诗外,这句话就是真理。小说家最要紧的,第一,站在哪里说话,第二,面对什么说话。这个无比重要,小说大师不是技术支撑得起来的,这句话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了,但是,要想对这句话有充分的感性认识,必须在大量的实践之后,作家总是眼高手低的,“手低”最大的原因还是在灵魂里。张爱玲在评价苏青的时候说:“苏青是眼低手高的”,这句话我很不喜欢,张爱玲是个明白人,可她就是放不下她的骄傲,喜欢居高临下。张爱玲这话说得太骄傲了,还装糊涂。

张莉:嗯?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张爱玲那个评价的弦外之音。刚才你批评了海明威,那就说说海明威?

毕飞宇:我很喜欢海明威,我那是鸡蛋里头挑骨头,谁还不会挑骨头啊。

张莉:看你刚才的样子,我以为你对他很有看法。

毕飞宇:这是聊天,就是我们闲聊,都是很感性的,又不是做论文对吧?更不是写文学史。我觉得这样的闲聊里头有另外的一种真实。除了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我发现,人其实蛮有意思的,尤其是他作为一个读者的时候,一阵一阵的,有时候喜欢这个多一点,有时候喜欢那个多一点。这里头有年纪、阅历的区别,还有心境的区别,区别其实挺大的。刚才我批评了《老人与海》,其实,这篇小说读过不知多少遍,我特别喜欢,喜欢到了一定的地步,你就会往细处去,很细很细的地方。真是鸡蛋里头挑骨头。

张莉:你说过的吧,一本书,四十岁之前和四十岁之后,其实不是同一本书。我现在也有这个感觉,以前和现在的理解有很大的区别,对作家的感情也一样。

毕飞宇:海明威到底是一个记者,他很少描写的,但是,他一旦描写,绝对会让你过目不忘。我做讲座的时候特别喜欢讲海明威的描写,在《老人与海》里,他是如何描写那条大鱼的,大鱼跳跃起来了,海明威写道:“海水从它蓝色的背脊上对称地泄了下来。”我想说这样一件事,描写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在这里,海明威的目的是描写那条鱼的大,如果你说,那条鱼是巨大的,那就是平庸了。海水“对称地”“泄了下来”,你联想起来的是什么?是一个大屋顶。一条鱼的背脊都像大屋顶了,这条鱼有多大,还要说么?你要承认,在小说语言这个层面,海明威是大师级的。

话说到这个地方,我特别想说一下作家的个性气质和文学思潮的关系,海明威是一个男性气质浓郁的家伙,又爱运动,身体很强壮,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成了“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你不觉得很特别么?很特别。垮掉通常是无力的、涣散的,容易让我们想起波德莱尔、普罗斯特、卡夫卡这一路偏弱的人,可海明威是谁?大男人,纯爷们,这一来他的“垮掉”就特别有意思,即使是“垮掉”,那也是雄壮有力,牛气哄哄的,很“作”。这一点很有意思,有点对不上点。你仔细体会一下《乞力马扎罗山的雪》,那种濒临死亡的局面就很“作”,在死亡的背后,还有一样东西,叫“作死”。海明威的“垮掉”就是“作死”,他的小说人物必然会死在路上,不是死在非洲,就是死在巴黎。

张莉:一般说来,个性气质和文学思潮通常都是合拍的,当它出现不合拍的时候,风景也就出来了。

毕飞宇:我认为是这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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