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美国军事家马汉的海权论有什么中心思想?

马汉引证英国在拿破仑时代的战争中获得海上霸权的事实,来证明欲发展海权必须以强大的海军控制海洋,以掌握制海权:拿破仑几次企图渡过海峡征英皆告失败后,于一七九八年征埃时,其海军在尼罗河口海战时遭英国纳尔逊将军所率领的舰队重创,地中海制海权尽失,本国与埃及远征军的交通线被切断而告失败。一八0一年,拿破仑为了削弱英国的商业,号召各国「武装中立」,俄国、丹麦、瑞典及普鲁士皆参加,一致反对在波罗的海行使交战国权利。英国必须仰赖波罗的海各国输入橡木、绳索和帆布,所以无法容忍上述诸国参加武装中立,乃派遣波罗的海舰队,以武力来打破拿破仑的武装中立政策。在哥本哈根海战中击败丹麦海军舰队取得进出波罗的海的自由后并进入芬兰湾,打破武装中立的政策。(
参阅《中外战争全史》第九册第二十二篇第四章
)。一八0五年在特拉法加海战中,英国舰队击败法西联合舰队,建立英国海军的无敌霸权。(英国指挥官纳尔逊将军在此役中殉职)注:请参阅《中外战争全史》第九册第二十二篇第四章。

英国自16世纪初先后与荷兰、西班牙进行数次海上决战后崛起以来,至19世纪末已经纵横世界海洋300年,并且一直较为稳固地维持着世界
第一海洋强国的地位,这也正是马汉研究英国海上强势、分析和发展出海权思想的根本所在。大英帝国虽然没有明确阐述出其海权思想,但在事实上一直在应用、保
持和维护海权,而且是超级海权,范围影响至全球。也正是如此,英国的海上强势影响了所有大国,法国对英国的海上优势既羡慕又憎恨,同时也十分无奈——法国
在与英国的海上竞争中,总是处于下风,英法之间的海上决战法国胜少败多。
1805年,英国海军统帅纳尔逊挫败了法国舰队短暂控制英吉
利海峡的图谋,最终拿破仑不得不放弃登陆英国的计划。纳尔逊在1805年10月9日在英国舰队旗舰“胜利”号上写下了《特拉法尔加备忘录》和《日记》的
话,其中言道:“英舰队总意图,是以优势兵力压倒从敌旗舰前二三艘至敌舰队后方这一段敌军,估计敌旗舰是在全舰队的中央。本人假设敌军有20艘舰是与我舰
接触不到的。此时,敌舰若想实施机动以攻击英舰队的任何一部分,或援助与我鏖战中的友舰,不仅颇费时间,而且也不可能不在交战中的敌我舰队里发生混乱。须
知若干事均需听天由命,在海战中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说确切有把握的,炮弹可能击折敌舰舰桅,也可以击毁友舰之帆桅:但本人确有信心,在敌先头舰只及时救援其
后方各舰前,我们即能取得胜利。英国舰队中的大部,已准备接收敌战列中的20艘舰只,或在敌舰企图逃跑,予以断然追击”,这也就是前文所述的“纳尔逊秘
诀”。可见,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或者是不可预知的因素上,纳尔逊都已经做了充分的考虑,因而以成竹在胸地进行这场决战,体现出了英国卓越的、成熟
的海战战略战术。相反,法国舰队却显得拙劣和被动。
拿破仑在《回忆录》中曾这样说:
陆军总司令和海军总司令所需具有的品质才能不同。陆军将领的才能是天赋的,而海军将领的才能则是靠经验积累而来的。
我们海军的败绩,由于三种原因:第一是总司令优柔寡断,缺乏旺盛的精力;第二是战术上错误百出;第三是各舰舰长缺乏实战经验与航海知识,他们认为,只要
依照信号行动就可以了。在乌香特的海战中,在革命旗舰以及1793和1794年在地中海的海战中,都是由于这些原因而招致失败的。维拉瑞特将军固然是位勇
将,但却缺乏坚强信念,甚至未能把握他的作战目标。马丁固然是位优秀的海员,可是却嫌果断不足。此外,他们还深受“人民代表”的影响,这些“人民代表”毫
无经验,竟核准一些错误的作战行为。
只靠海军指挥官的信号行动,更是错误之至,因为舰长们总能设法找出理由,证明他们行动上的错误是
执行上级信号所致。在各种战争科学中,理论对构成思想所需的一般原则是相当有用的。但是食古不化地死扣理论,却总是危险的:理论只是一种能刻画粗线条的利
斧,至于各种规则本身,也只是一种准绳,为了核对是应该遵循还是背离这些规则行事。
法国海军在兵力方面虽然常常较英国海军占有优势,可是我们从不知道如何攻击他们,我们常因无用的机动而浪费时间,任他们的舰队脱逃。海上战术的第一要则应该是:在指挥官下达发起攻击的信号以后,各舰舰长应立即实施必要的运动,攻击敌舰之一,并支援各临近友舰。
这正是英国海军所采用的战术原则。如果法国海军早采用这个原则,则维尔纳夫将军对于他在阿布克尔的行动,当不会自认毫无咎责了;当时,他在24小时内竟使五六艘军舰—也就是半个战队的兵力—无所事事,坐视敌人以优势兵力攻击他舰队的另一翼。
法国在海上战略思想方面一直停滞不前,始终落后于英国。不过英国也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总结出了自己的海权思想和海战战略。英国海军将领约翰·
科洛姆(John Colomb,1836-1909)和其兄弟菲利普·霍华德·科洛姆(Philip
Howard
Colomb,1831-1899)先后推出了各自的海权论,前者于1880年将自己的演讲编辑成册,取名为《防御英国和大英国》,后者于1891年推出
了他的《海战及其基本原则和经验》一书;另外,朱利安·斯塔福德·科贝特(Julian
Stafford Corbett,1854—1922)写出了 《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该书于1911年由英国伦敦康韦海洋出版公司第
一次出版。拿破仑战争后,世界暂时进入到了“不列颠和平”时代,英国凭借反拿破仑的胜利和强大的海军,在世界范围内成为
超级大国,在维多利亚时代无人能与其匹敌,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下,马汉开始研究英国的海上霸权和制海权。

翰·科洛姆注意到英国可以依靠制海权保持本土安全,并在此基础上再制衡和压制世界其他敌对力量,他在对拿破仑战争研究后得出结论说:“除非英国海军惨败并
丧失其对本国水域的控制,否则不可能面临大规模入侵的危险。而且若真是如此,则也已无入侵之必要。”他由此深入研究英国的制海权。作为岛国,英国主要的问
题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时代的日益发达,英国自身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源,比如粮食,当时英国已经有超过50%的粮食需要进口,这就
需要庞大的海上运输,自然给海军提出了保卫海上运输线的任务。另外,英国需要维护殖民地安全。英国是世界第一殖民大国,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地,彼此之间远隔
海洋,无论是他国染指还是殖民地人民反抗,都需要海军维护。第三,英国作为世界大国,在全球各地都有广泛的利益,因此也必须有压制其他国
家海军的能力。约翰·科洛姆综合英国的国家利益需要,提出了具有平衡性的海权理论,他说:
国防问题的重点并非步枪的品质,而是国力的分配能否配合国家目标。英国的国防问题与欧陆国家完全不同。大英帝国是一个殖民帝国,有三种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防卫要求必须加以协调,那就是岛国的本身、帝国的海上交通线、海外殖民地,而尤其是印度。
国防绝非只是海军的问题。必须有全套的海陆军工具,然后始能适应帝国的各种不同防卫需要。
有若干任务是海军所不能胜任的,譬如说,海军不能保卫遥远的殖民地,来对抗其他国家的陆上攻击,也不能把战争带进敌国的领土。此时必须有陆军,而陆海两军之间更需要密切的合作与协调。(参见《战略家》,钮先钟着,广西示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约翰·科洛姆将制海权归结于国家需要并且主张海权有限论得到了众多海权研究者的认可,他的海权论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特点,得到历史的检验。
约翰·科洛姆之兄菲利普·霍华德·科洛姆对海权论的研究略晚,但却后来居上,他的着作主要是1891年出版的《海军战争》(Naval
Warfare,Its Rul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Historically
Treated)和1893年出版 的《海防论文集》(Essays on Naval
Defense)。菲利普·科洛姆的研究与其弟约翰·科洛姆的研究相比较为深入。当时,英国正面临德
国崛起的挑战,尽管德国是传统的欧洲大陆国家,但德国统一后殖民地已经被瓜分完毕,急需拓展海外市场的德国正在兴建海军,挑战英国、法国的海上优势。他希
望英国重新重视制海权,因为一旦失去海权,英国即便在海岸上修建再多的军事要塞也无济于事。菲立普所着《海军战争》总体来说反映出了英国的海权思想,但它
的出版比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晚了一年,由此未能成为发表海权论述的第一人,不过这表明两人基本上是同时在研究海权的。
J.S.科贝特是英国比科洛姆兄弟稍晚一些、但更为着名的海洋战略学家,被誉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海军历史和海上战略理论家。科贝特1854年11月
12日出生于英格兰萨里郡泰晤士迪顿,就读于三一学院和剑桥马尔博罗学院,取得一级法学学士学位,后毕业于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学院。1877年取得律师资
格,直到1882年一直在做法律方面的工作。这期间他一直在从事写作,曾出版了一系列历史题材的小说。1893年进入英国国防委员会担任历史部主任,期间
从事海军历史研究,并曾在牛津大学和皇家海军学院讲授历史。也就是1902年在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为海军高级军官讲授战争理论的时候,开始系统研究海军
战略理论。自1898年开始,他先后出版了《德里克与都铎时代的海军》(Drake
and the Tudor Navy)、《英国与地中海》 (England in the
Mediterranean)、《七年战争中的英国》(England in the Seven Years
War)《特拉法尔加战役》(The Campaign of
Trafalgar)等海军历史着作。1911年,他出版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着作《海上战
略的若干原则》,本书是科贝特海军历史研究的浓缩和理论升华,也是对英国百年海洋霸权历史的理论总结,它是早期最为系统、最为严谨的海上战略理论着作之
一,可谓海上战略的奠基之作。由于科贝特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成就,1910年被聘为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讲师,并成为英国海军大臣费舍尔的个人顾问。
尽管英国人把科贝特作为英国海权论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但无疑,科贝特是在研究了大量前人的战争理论的基础上再形成了自己的海权理论的。他曾仔细研究克劳
塞维茨的《战争论》、马汉的海权论、科洛姆兄弟的海权思想等,对他们有褒有贬——他曾这样评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很明显,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虽然博
大精深,意境深远,但他却并未完全领会其理论的重要意义。他的观点完全是大陆性的,陆战的缺陷使其所确立的战争原则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延伸。”“站在克劳
塞维茨和约米尼所已经达到的终点上,我们只是站在这个问题的门槛上而已。我们必须从他们的终点上开始起步,并探求对于世界现状,他们的意见又是怎样。”所以,他对马汉和科洛姆等人的海权论非常赞同,但他同时批评马汉的研究态度不够严谨,过于简化历史,他评论说:
“因此,马汉舰长的危险着作为了引人注意,而使得战略研究变得过于简化,这种情况必须严格加以避免。”马汉对科贝特的批评接受,并承认说:“实际上,我漏
掉了许多案例,而且我也承认忽略了细节,并没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样,为我所得出的广博的结论提供资料支持。由此可见,科贝特的治学态度比马汉更为严谨,其观
点也更为理性,更有说服力。”
科贝特有关潜艇和护航舰队的看法,虽经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但他却是马汉“海权”学说的发扬光大者。
海上战略的首要事项,是决定你的陆军和海军在战争计划中的相互关系,现在的理论认为,战争的基本意义,是籍其他手段去延续政策……
威灵顿成功的秘诀,除去他本身的天才外,是他在完美的条件下,将有限的形态应用于无限战争。当时我们的目标是无限的。那就是推翻拿破仑。在海上的彻底胜
利,固然并不曾达成这项目标,但是那次胜利使我们具备了运用有限形态力量,那时在我们的手段内最具有决定性的攻势形态……
集中的概
念,应该是任何两部分都可以自由结合,所有的部分可以在集中地区内任何一点,迅速凝聚成为一个整体。不立即形成整体的目的,是不让敌人判明我兵力的实际分
布情况,或是不让敌军判明我军在任何时机的企图,同时又能确保我军调整部署以适应敌军采取任何危险行动。此外,我们的目的,不应仅仅限于防止任何一部分受
制于优势兵力的敌军,同时还要着眼于使每个支队都形成诱惑敌舰踏入毁灭的陷井。总之,理想的集中,是以脆弱的外表,隐匿起真正的实力。
潜艇未经证实的价值,只有加深笼罩着下一次海战的阴影。就战略观点来看,我们只能说,我们须寄希望于能予小规模反击以一种可能性的新因素。总起来看,那
种可能性是有利于海军防御的,那是一种新的手段,如能由防御的舰队加以巧妙地配合运用,或许可对现存的舰队赋予新的重要意义……
对各
主要航线的攻击力已经减少,闪避的手段已经增大,对于各末端地区间贸易的保护,势必加以通盘的重新考虑。老制度的基础是护航系统,护航舰队所提供的额外安
全,是否能以抵消护航舰队的经济损失以及造成战略失调的不利状况,目前仍大成问题。(参见《剑与笔》,[英]巴塞尔·利德尔·哈特、阿德里安·利德尔·哈
特着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版)
科贝特对马汉的海权论进行了仔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马汉所主张的“绝
对海洋控制”是不可能实现的。马汉认为,一国可以运用“压倒性的力量”将敌人逐出重要的海上交通要
道,然后迫使其“囚徒般”永远受到压制。而科贝特认为,海洋是十分辽阔的,而且大部分是公海,不像陆地,有明确的边界和军事要塞,海上的不确定因素非常
多,“不可控性”是海洋的基本特征,所以,即使一方取得了海上的胜利,也不可能完全掌握制海权。科贝特认为“争夺制海权”
阶段是“现实战略中最重要的阶段,因为至少在战争初期,它是战争的基本常态,也时常贯穿于战争始终。”但
是,这是“常态”,不可能稳定地被某一方完全控制,因为海洋和陆地大为不同,他阐述说:
由于人生活在陆上而不是海上,所以战争期间国家之间的主要问题,除了极少数情况之外,一直都是由陆军攻占敌国领土,破坏其国计民生的方式来解决,或依靠海军舰队为陆军提供协助,使其完成陆上作战任务。
科贝特认为,“使用制海权”阶段之前,海军必须通过严格计划和缜密的部署才能清除敌军舰队,但是这很不容易做
到,或者说几乎不可能完全做到。相反,敌海军舰队虽然处于劣势,但海洋广阔,可以通过拉长战线、迂回袭击等办法有效反制,所以“战争不能靠逻辑来进行,因
为逻辑所推演出来的程序,不可能完全符合战场上的实际情况……鉴于海战的特殊性质,战争进程必然会受外部因素的干扰,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使‘使用制海权’与
‘保卫制海权’并行发生,而‘使用制海权’也可能会发生在‘保卫制海权’阶段之后。”所以,海军的根本目的是“在局势发展对我们有利之前,通过采取战略和
战术行动,保持舰队的存在”,这也就是他的“存在舰队”战略。“存在舰队”也就是战略防御,“毋庸赘言的是,这种态
度本身虽不会在海上带来任何积极的结果,但是却使战争陷入了持久阶段,不仅能够防止敌人取得积极的战果,而且也为己方通过实现陆上作战目标掌控局势,赢得
了时间。”科贝特列举了1690年托灵顿爵士的例子。托灵顿爵士所统帅的英国舰队比当时的法国舰队弱,但是却通过防御
战略成功阻止了法国人在爱尔兰登陆。在这场战争中,英国舰队没有通过海上决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因为保持了防御性的“存在”,这就使得战争主动权掌握在
自己手中。所以,他反对马汉的在海上集中优势力量进行决战的理论,而认为海上集中兵力的目的,不是在于决战,而是通过保持其“存在”从尽可能控制最广阔的
区域;同时,这种“存在”又能保持“弹性聚合”,使两支或两支以上分舰队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汇合在一起,确保在关键地
区或交通现畅通,控制海洋的战略中心地带。
所以,科贝特认为,海洋战略是确定“海、陆军在战争计划中相互关系”的艺术。海军的目的是在战争的总体目的下,主要是控制和保护海上交通路线,而不是用来进行决定性的战役,因而他一直明确反对“战斗本身就是目的”这种说法。他说:
海洋战略是从来不被认为是依赖于交通的,但事实上,它比陆上战略的依赖程度还更大……所有的海军战略问题都可以简化成为水道和交通(passage
and communication),而这也许就是最佳的解题方法。
这与占领土地的陆军观念有相当大的差异,因为海洋不可能成为政治主权的标的。我们不可能在其上取得给养,也不能不准中立国的
船只进入。在世界政治体系之中,海洋的价值在于作为一种国家与其部分之间的交通工具。所以“制海”的意义即为交通的控制。除非在一场纯粹海洋战争中,否
则,制海永远不可能像占领陆地一样,成为战争的最终目的。
战争几乎不可能仅凭海军行动来决定胜负。若无协助,海军的压力只可能用消耗
方式来发挥作用,其效果经常都是很迟缓,而且也会使我方及中立国的商业受到严重损失。所以一般的趋势往往都是接受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和平条件了事。若欲决胜
则必须使用远较迅速而猛烈的压力。因为人是生活在陆上而非在海上,所以除极少的例外,都是采取两种方式来决定战争胜负:其一是陆军进占敌国领土,其次是海
军使陆军有此可能。
科贝特将海军战略分为大战略和小战略,前者其实是英国的国家战略,包含经济战略、政治战略和外交战略等,后者是海军、陆军及两者的联合作战。他认为:
海军战略或舰队战略只是战略中的一个次分类,所以,不可仅从海军作战的观念来研究战略。
在海军战略中,又分为攻势和守势,对于这两者,他阐述说:
攻击,具有积极目的,自然是比较有效的战争形式。而作为一种规律,较强的方面是应该采取攻势。
在海上我们固然很少有机会用守势来作为全面计划,但并无理由忽视对其的研究。由于我们自己轻视守势,这经常使我们忽视守势对敌人的贡献。在我们的海军史
中充满了由于敌方在海上采取守势来支援其在陆上的攻势,使我们如何受到欺骗和挫折的故事。我们在应付此种态势时很少成功,而只有研究守势才会有成功的希
望。(参见《战略家》,钮先钟着,广西示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科贝特的这种认识显然是有失战略思维水准的,因为特拉法尔加海战很好的证明了海战有时是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所以,在英国海军内部,更多的人倾向纳尔逊为所建立起来的海上决战原则,科贝特的思想受到很大的排斥,甚至被斥责为“海上异端邪说”。
钮先钟在评论科贝特的海权理论的时候清楚地阐明了他的四条失误:
一、柯白未曾预料敌方潜艇在战争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他相信商船有较高的速度,不那么容易被毁,所以,对于潜艇战的价值作了错误的低估。
二、他有轻视巡洋舰的趋势。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巡洋舰在袭击商船的活动中所获致的成绩远超过其期待。
三、他不像马汉,不认为有采用护航措施之必要。在传统的大海战时代,英国人经常采取护航措施,并曾获得广泛的成功。这是一项不应忘记的重要教训,尤其对于一位像柯白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此种失误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四、柯白的最大失败也许是他造成一种印象,使人相信舰队若能凭借其存在和地理优势来确保制
海权,即无与敌军交战之必要。这一点不仅在战后引起极大的争论,而且也使柯白的清誉受到严重的伤害。(参见《战略家》,钮先钟着,广西示范大学出版
社,2003年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科贝特受到约翰·阿巴思诺特·费舍尔的邀请,成为英国海军部的高级顾问,由此其思想和理论开始
影响英国高层,实际上对后后来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发展和海战策略都有莫大的影响。尽管科贝特是英国海权论的创建者,但是他反对巨舰大炮,反对兴
建大型主力舰,也反对海军中心主义,甚至主张以防御性的威慑来达到掌握海权的目的,这种观点就与英国维持海上传统的、绝对的优势相左,海军内部因此也产生
了严重分歧。最重要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在1916年日德兰海战的初战中失利,科贝特的理论受到很大质疑,这种质疑一直延续到1922年9月
11日他去世,这使得他的晚年十分凄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实力大为降低,海军也迅速衰落,世界的领导权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
美国,美国主导了华盛顿会议。1922年《华盛顿海军协定》签署,英国海军不得不放弃“两强标准”,美国海军虽然还较弱,但已经通过该条约获得了与英国海
军平起平坐的权利。科贝特的海权思想在英国事实上已经被抛弃。

海权的发展属外线作战,以攻击为主要任务,陆权则以防御为主。

1.马汉以为海军的目的在于会战,而最终的目的则为取得制海权以控制海洋,因此舰队所需要的不是速度,而是强力的攻击火力,拥有优势的海军,才能控制海洋。

《海权论》于1890年在美国出版,是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海权理论的第一部成功之作。他有着以下四个中心思想

丹麦的日德兰半岛与西兰岛控制北海与波罗的海的航道咽喉;直布罗陀海峡紧扼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通;苏伊士运河为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海运衢道,如果能掌握这些战略要地,就可发挥以海制陆的优势。

有优势之海军,优良的海外基地、海港,才能与敌人抗衡,发挥海权之力量:

2.拥有广大又富饶的海外殖民地及优良海港,有利于舰队补给、维修,对延伸海军战斗能力有非常大助益。马氏以为海权必须能确保自个的交通线安全,并同时能切断敌人的交通线。交通线愈长,则海权所能赐予的利益也就愈大。而交通线的建立,就依赖线上的各个海外基地与海港了。英国在十八世纪在地中海南岸拥有众多海外基地,因此方能封锁法国海岸,拥有地中海制海权;法国拿破仑远征埃及,其目的即欲切断英国经地中海到印度之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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